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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


肇 府〔2004〕38号






关于印发《肇庆市公路两侧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肇庆市公路两侧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肇庆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肇庆市公路两侧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两侧管理，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广东省公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两侧进行规划、建设、使用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公路两侧是指公路两旁的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及依法应由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管辖的范围。

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或者坡脚护坡道，下同）外缘起算（无边沟的，从防撞栏或者防撞墙外侧5米起算）1米范围内用地属公路用地。

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指从公路两侧边沟外缘起算（无边沟的，从防撞栏或者防撞墙外侧5米起算）的以下间距：高速公路30米；国道20米；省道15米；县道10米；乡道5米。

公路管理机构应在划定的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缘设置标桩、界桩。

第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市、县公路管理机构，市、县地方公路管理机构（以下统称公路管理机构）对所管辖的公路行使行政管理职责。

规划、建设、国土、公安、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公路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路和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摆摊设点。主干道公路穿过城镇路段的两侧均要入室经营，不得占道摆卖。

利用、占用公路和公路用地从事依法准许的活动，应当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未经批准，不得使用。

第五条 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禁止修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确需设置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油、通讯、水利等管线设施和临时设施的，必须经公路管理机构同意后，有关部门方能批准实施。

第六条 在公路建设前已处于新建、改建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对交通安全和公路畅通无严重影响的，可维持原状，但不得重建、扩建。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违法违章建筑，一律无偿拆除。

第七条 新建公路经划定建设红线后，在建设红线以外的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已领取土地使用证而未进行建设的用地，应由县以上人民政府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八条 国土资源部门要对公路两侧的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土地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强化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依法查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九条 严格控制沿公路建设，在公路两侧规划和新建村镇、开发区，应当与公路保持规定的距离并避免在公路两侧对应进行，防止造成公路街道化，影响公路的运行安全与畅通。

第十条 当公路地处城市规划控制区及城镇规划控制区范围时，除服从公路管理规定外还应遵守城市规划有关规定和服从城市规划部门管理。规划部门应加强对穿越城镇规划区公路两侧的建筑规划管理，依法管好规划区内路边店铺的规划设计。凡城镇规划区内有与规划要求不相符的各类路边建筑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在公路两侧依法进行建设活动，应当设置必要的排水系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对公路造成破坏。排水系统需要与公路排水系统连通的，应报请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二条 需要在公路两侧开设平交道口与公路搭接的，必须经公路管理机构、公安交警等部门批准，按公路技术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完善有关交通标志、指示等设施。与国道、省道搭接的，应铺设不少于50米的次高级以上路面。

第十三条 在公路建设前已处于新建、改建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依法维持原状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业主和店铺经营者，要按规定做好建筑物和构筑物前后一定范围的环境卫生、绿化达标、地面排水和水沟畅通工作，并接受公路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公路管理部门可以与业主或店铺经营者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包环境卫生、包绿化达标、包地面排水和水沟畅通）。

第十四条 公路用地严禁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公路标志前后各100米、公路隧道口上方2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广告、标牌设施。

主干道不得设置横跨公路的龙门架作为广告用途。

从公路两侧边沟外缘起算（无边沟的，从防撞栏或者防撞墙外侧5米起算），高速公路80米、国道50米、省道30米、县道20米、乡道10米范围内广告标牌的设置，按《广东省公路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公路两侧不得擅自堆放物料，影响行车视野和交通安全。确需临时堆放的，须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堆放距离必须离开公路路肩边缘线外5米以上，并设置与公路隔离的有效设施，整齐规范堆放。擅自堆放而造成事故的，由当事人负责。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砍伐、修剪公路树木。确需砍伐的，须经公路管理机构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公路沿线各村委会协助公路管理机构维护好公路绿化和公路标志等设施，共同抓好公路绿化、美化和净化工作。并协助公路管理机构做好禁止在公路上打禾、晒粮、烧秆和堆放杂物等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八条 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如有沙、石、泥等杂物散落路面的，有关当事人应当负责立即清理。当事人不清理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及时清理，费用由当事人负责。

由于散落在公路上的物料而造成的事故，由当事人负责。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或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对破坏公路路产，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肇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律师袍能代表什么？

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
可能是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有关规定，2002年10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虽然在律师界人们对之褒贬不一，但据全国律协有关同志讲，对于推行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的做法，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姑且不论这位同志所讲的有没有调查统计的根据，也不论全国大部分律师是否真的持赞成意见，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律师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吗？它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两个问题，即律师的形象靠什么树立，律师的威信从什么地方来？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应是律师权利保障法的《律师法》中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义务性规范却占了绝大多数，无怪很多律师将其戏称为律师管制法。再拿刑事辩护来说，刑事辩护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项对抗激烈，能最充分发挥地律师的才智与展现律师的风采，也最容易使律师一夜成名的一项诉讼活动，对各国的从业律师均有着巨大的诱惑。但在中国，愿意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却不多，因为在中国，律师办理刑事辩护业务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辩护律师承担着几乎无法承担之重。因此，有的律师干脆直接宣称不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甚至有的律师事务所竟将不得代理刑事辩护业务作为本所律师的执业纪律来加以规定！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恐惧来处处小心，因为前车之鉴就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名律师以涉嫌伪证等各种罪名被抓（结果证实绝大多数错抓）。辩护律师因刑事辩护而自身尚且难保，那么要求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律师的一大悲哀，既是对法制的嘲讽也是对律师这一职业形象的亵渎。修改后的《刑法》 “创新”之一就是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名，这是专门针对律师的，而对公检法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该法却没有作出相对应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立法歧视。又如《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一至两人为辩护人但却对公诉人出庭的人数没有限制，它规定了在庭审中辩护人如向被告人提问须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则无须征得许可。再如，在调查取证方面，《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须经证人的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证须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许可并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方可进行。但同时该法却并未规定在证人不同意或检察机关、法院不批准或被害人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如何救济的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不完整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依照该法的规定，这些人均有向公检法部门如实作证的义务，如拒不作证，则有相应的国家机器来强制其履行作证义务，而且还规定了如向公检法部门故意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该法还规定，在庭审中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辩护律师如违反法庭秩序将受到诸如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但却未规定在同等情况下公诉人如违反是否应受到处罚。本来无论按照法理还是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法官入庭时全场都应一致起立，这是一国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会发生作为公诉人的一方不起立的情况，因为作为公诉人，法律赋予他有着法律监督的大权（当然这种法律监督权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还是作为检察官个人所享有的职权在法理上还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也是需要通过检察官个体来实现的，更何况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多数公诉人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将其视为自己的职权甚至权力的），公诉人的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特殊身份往往甚至会使法官也惧之三分。《刑诉法》也没有规定控方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司法豁免制度。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在刑事诉讼中本应是力量平衡的控辩双方的力量却变得如此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律师高质量地无后顾之忧地辩护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律师来说无异是“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及法治的传统，由于封建遗毒尚远未肃清及我国的依法之国之旅才刚刚开始，如今包括领导干部、公检法人员、普通群众及新闻媒体等在对律师的认识方面都普遍地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有些领导干部和公检法人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帮坏人说话和开脱罪责和专门同公检法部门过不去的，有些公检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但特权思想严重，将法律赋与其的职责当作权力，根本丝毫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对律师趾高气扬发号施令。人民群众在需要律师时会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但在不满意律师收费时则将律师说成是专门乘人之危谋取钱财的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影视作品中，对律师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普遍的误解。有一部以律师为主角的电视剧，其中一个剧情讲的是一位女律师为她的当事人代理一宗离婚官司，她的任务是为她的当事人争取对小孩的监护权。但她在办案过程中却为作为小孩母亲的对方的伟大的母爱所感动而在庭审中故意输掉了当事人委托的官司。这位律师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律师伦理，但这部作品竟是将其作为正面形象来宣传的！在我国的这类作品中，在关键时刻，对律师来说，几乎最终总是社会伦理战胜律师伦理。如果律师伦理战胜社会伦理，那么这名律师的公众形象必然是反面的，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唾弃。这充分地表明了人们对律师这一职业的误解有多深！培根曾说过，没有坏人，就没有律师。实际上，律师为“坏人”辩护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但在现代中国，公众对律师的作用与形象却是如此的定位，实不能不能说是一大悲哀。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人治传统残余以及现行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合理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以权代法、以权代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作为律师你辩你的，作为法官我判我的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律师执业因此而变得阻碍重重，这就使得律师的作用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连原本相信律师的当事人也开始不得不怀疑律师的作用及这种司法法制度的合理性，转而相信打官司不如打关系之说了。而对一些律师来说，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打击后，转而会认为，既然现状就是这样，自己无法去改变它，那倒还不如干脆就浑水摸鱼及时地捞点钱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作为律师应有的正义感、责任感、神圣感和社会的及政治的使命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然后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历史表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然后再到思想文化的这么一个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事实上，相对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来说，律师袍代表着也仅仅只能代表着最低层次的器物而已，在以上的这些法律设计、制度设计、特别是公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律师开庭时就是穿上律师袍又能怎样呢？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们是否会觉得身上的律师袍有几许沉重甚至滑稽，而身着律师袍的律师们的心底是否会有几许无奈与悲哀呢？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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