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
潍坊市人民政府令第27号令
《潍坊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三十四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大海
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
潍坊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暂住人口管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暂住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跨县（市、区）异地居住、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员。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暂住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公安派出所负责暂住人口的登记、发证等管理工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暂住人口应当遵纪守法、服从管理
第二章 登记与领证
第五条 拟在暂住地暂住三十日以上的下列人员，应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或其他委托的组织申领《暂住证》：
（一）年满十六周岁的外地、市人员；
（二）本市跨县（市、区）及到县（市、区）政府驻地从事劳务经营的人员；
（三）社会办学招收的学员。其它暂住人口由暂住地居（村）民委员会负责暂住登记，报公安派出所备案。
第六条 劳改、劳教人员保外就医的，劳教人员因故请假回家的，必须在到达暂住地二十四小时内，由户主和本人持劳教、劳改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第七条 暂住人口必须在到达暂住地三日内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年满十六周岁的持居民身份证（已婚育龄妇女应提供计划生育证明），未满十六周岁的持本人身份证明，按下列要求办理：
（一）暂住在居民家中的，由户主持其户口簿带领暂住人口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二）暂住在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寓的，由单位户口协管员登记造册后，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三）租赁私房暂住的，由出租人持其户口簿和有关证件，带领承租人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四）租赁公房从事劳务、经营的，由出租单位责任人持有关证件，带领承租人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
（五）暂住在旅店、宾馆、招待所的，按照《旅店业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住宿登记。其中暂住三十日以上的，由旅店、宾馆、招待所责任人负责办理《暂住证》。
第八条 下列暂住人口到过暂住地时只申报暂住登记，不发《暂住证》：
（一）未满十六周岁的；
（二）拟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内的；
第九条 《暂住证》为持证人在暂住地合法居住的证件。暂住人口须凭《暂住证》，办理劳务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事务。
第十条 《暂住证》最长有效期满后仍需继续暂住的，应到发证机关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半年。延期期满后仍需暂住的，应当重新申领《暂住证》。
第十一条 暂住人口离开暂住地时，应到原登记发证公安派出所或居民委员会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暂住人口离开暂住地死亡的，招用、留住暂住人口的单位、个体工商户、居（村）民委员会、户主或其他知情人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当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查明原因，注销暂住登记，并通知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十三条 暂住人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遵守当地政府的管理规定；
（二）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申报或按时注销暂住登记，不得出借、冒用、涂改、伪造《暂住证》。《暂住证》遗失、损坏的，应及时办理补领、换领手续；
（三）公安干警查验《暂住证》时，暂住人口应当主动出示，不得拒绝；
（四）不得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对违法犯罪人员应当主动检举、揭发。
第十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出租户向暂住人口出租房屋的，必须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租赁房屋许可证》，然后到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房屋租赁手续。
第十五条 暂住人口申领《暂住证》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和一定数额的押金。从事劳务、经营活动的暂住人口，应当缴纳暂住人口管理费。有关费用收取，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暂住证》工本费按省物价、财政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二）《租赁房屋许可证》收费参照《暂住证》收费标准执行。
（三）暂住人口管理费，暂住一个月以下的，每人一次性收取５元；暂住超过一个月的，每人每月收取５元。暂住人口管理管理费用于支付暂住人口管理组织办公费用及聘用的工作人员工资。管理费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
第三章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进行暂住人口登记、发证、注销等管理工作；
（二）核查暂住人口登记情况，审验暂住人口证件；
（三）依法查处涉及暂住人口的刑事、治安案件；
（四）统计暂住人口数据，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五）指导居（村）民委员会做好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工作，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和管理组织、责任人，落实管理责任和措施，培训管理人员；
（六）宣传暂住人口管理的政策、法规，对暂住人口进行遵纪守法、社会公德教育。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可视情况在辖区内设立暂住人口管理组织，聘请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管理网络。
第十八条 居（村）民委员会配备的专职或兼职户籍协管员，在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的指导下，负责办理暂住登记，核查暂住人口身份证明，定期核对暂住人口。
第十九条 用工单位、外来务工单位、社会办学单位负责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主是暂住人口管理的责任人，应与公安机关签订《暂住人口治安管理责任书》，并承担下列责任：
（一）对暂住人口进行经常性的法制、职业道德和安全知识教育；
（二）暂住人口较多的单位应建立治保组织、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工作；
（三）不得雇用、招收无身份证件、来历不明人员以及未申请暂住登记或未申领《暂住证》的人员；
（四）及时向公安派出所报告暂住人口增减变动和管理工作等情况；
（五）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房屋出租给暂住人口的，凭《租赁房屋许可证》，与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书，遵守下列规定：
（一）出租房屋以及出租房屋用途变更的，必须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备案；
（二）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不办理暂住登记，无《暂住证》的暂住人口；
（三）发现可疑物品和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变更租住人员，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四）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五）不得包庇犯罪，提供违法犯罪活动场所。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模范执行本办法，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报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管理制度措施落实，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犯罪活动，预防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的；
（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查处案件有功的；
（四）在暂住人口管理工作中有其它突出成绩的。
第二十二条 暂住人口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经通知拒不改正的；
（二）《暂住证》有效期满，拒绝按规定办理注销或重新办理登记手续的；
（三）涂改、出借、冒用或伪造《暂住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拒绝暂住人口管理人员查验暂住证件的。
第二十三条 用工单位和外来务工单位负责人、个体工商户主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通知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签订《暂住人口治安管理责任书》的；
（二）不按规定报告暂人口增减变动情况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四款规定，由公安机关对出租房屋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被处罚人对公安机关依照本办法作出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给予罚款处理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罚款收据，罚款全部上交同级财政。
第二十七条 暂住人口管理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对于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其他境外人员来我市暂住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潍坊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人格权立法面面观
——走出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
一
人格关系的调整与保护在民法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按照民法学者的理解，应该较财产关系的调整与保护显得“更为首要”。然而，有趣的是，在民法历史上，人格关系规则与财产关系规则比较起来却显得特别单薄，后者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法律形式上都显示出雍容华贵的特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财产法好像披金戴银的贵妇人，人格法却犹如穿着简陋的灰姑娘。
财产法的雍容华贵，首先在规范总量上，一部民法从规则分布上看几乎就是财产法。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统共三编，占据主要篇章的是财产法，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是“财产”和“财产的取得方式”;又例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统共五编，占据主要篇章的也是财产法，即第二编“债务关系”、第三编“物权”以及第五编“继承”。财产法的雍容华贵，其次体现在其法律形式的高度发达上，财产法规则主要是调整性规则而不是保护性规则，即旨在调整财产关系而不仅仅在于保护财产。法律事先建立了一套实在的财产权体系，里面层次复杂、构成精细，好似山林叠嶂。以所有权为例，包括所有权类型、内涵、取得方式及变动方式、特殊保护方法、相邻关系等，现代社会甚至还出现建筑物区分所有等制度的设计与展开。德国民法甚至以概念法学的极致，明确债物二分，将之贯彻到财产权的体系设计，形成一套严密的物权、债权区划体系，这种形式化设计延伸到法律事实，还产生了所谓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
相反，人格法在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民法上主要体现为薄薄的一些保护性规则。无论是罗马法时期[1]，还是1804年时期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时期的《德国民法典》，观其人格立法，都只是主要从侵权保护客体的角度简单地对人格问题加以规范:法国是概括式的，其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人们由此而解释认为，“人格”系在“他人”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内，受到禁受侵权的保护;德国则是具体式的，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该条款直接点出了生命、身体等具体人格为禁受侵权的保护客体。总之，民法上的人格立法直至近现代都体现出法律形式简易的特点，不仅量小，而且体系简陋，尚未发展出一套确认型规则，而是仅仅体现为一些简单的保护型规则。这种情况直到晚近才发生变化。
二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民法历史上“重物而轻人”，即重视财产、轻视人格呢?
如果仅从法律形式之发达与否言之，似乎可以这么说，财产法在民法上受到了特别复杂的设计，其规范外在体系上体现出远比人格法成熟的特点。无论是狭义民法上的债务关系法与物权法，还是商法上的商业组织法、商事交易法、金融资本法，或是知识产权法上的无形财产权制度，都主要在积极调整层面展开，体现为调整为主兼顾保护的复杂规则体系，因而成为现实丰富多彩的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促进和调整规范、鼓励和导引依据。现实财产关系，因为这种重在调整规定的立法的促进与保障，显得异常发达，且能够及时更新，可以说，从效果来说，民商事财产法的发达史，就是人类财产关系的促进史，人类财产与财富的增长史。
然而，民法上人格立法从来没有体现为一种理念的落后，或者说从思想观念上讲，民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专重财产而轻视人格。毋宁说，其法律形式上的简单，乃是独特理念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民法历史上的财产理念乃是经济实用主义(罗马法时期)或经济自由主义(近现代);民法历史上的人格理念则是自然保护主义(罗马法时期)或人格先在论(近现代)。关于财产的独特理念导致了财产法向权利机制的汹涌发展，关于人格的独特理念却使得人格立法缺少权利化的动力。在人类民法学说史上，关乎人格问题时，从来都是理念上高度重视，但是这种高度重视在效果上却导致人格权利化束之高阁!
罗马法早期，人格问题和财产问题一样，呈现一种由人类早期自然主义法律思维指导的简单规则形态，即主要体现为一套简单诉权机制规则，无论是对人之诉还是对物之诉，早期法是在应对“私犯”意识下自然形成的，是一种私法保护法的特点。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分离。人格领域，由于人格关系依旧简单、冲突形态清晰，仍然体现为简单的相互尊重、不犯他人的需求，只需在消极面调整即可维持，人格法因此继续维持自然主义保护规则特点;财产领域，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很快复杂化起来，经济功利主义脱颖而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现实生活中的财产调整的矛盾不断凸显，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和合理分配要求也不断增长，这就对于财产规则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既要在消极面更细化保护规定，更应该在积极面建立一套严密的确权调整关系———人们不满于事后的冲突解决，而是不断地提出各种事先调整的要求，于是有关财产权及其体系的概念与规则产生了。从对物之诉中追溯产生了所有权等对物权，从对人之诉中追溯产生了对人权或债权，从所有权到债权，一个以旨在积极调整为特点的财产法体系开始发展起来。
近现代的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是在人文主义鼎沸时期应运而生的，作为对于漫漫中世纪的思想反动，以个人主义和权利自由为张扬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理念化的思想运动，在财产和人格两方面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主张。在财产方面，是以市场和竞争为重心的财产自由主义，在新时期以一种全新的内涵促进财产法权利规则的发展，由此形成以私有权绝对为指导的物权制度和以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为指导的债法制度。在人格方面，是以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为重心的人格天赋论(法国)[2]或者伦理人格主义(德国)[3]，其共同点都是主张人格的法律先在，将人格高高举起，然而这种思想在民法人格规范实在化方面却停止了脚步。人格被看成是天赋的超法律的，法律(民法)当然不敢径行确认之，否则即为一种冒犯。是以，在法律形式上，民法上的人格保护仍然被处理为禁止侵害式的简单保护规则。这种法律保护形式在形式上仍然与罗马法相似，所不同者是“不法行为”构成概括化(法国)或者类型化(德国)了而已。但是，在观念上，这种简单保护型法律形式的背后，此时却不再是自然主义，而转为高扬的人文主义—－人格权因其天赋论而不得实证化。
三
21世纪的中国当下，当法治建设成为主旋律，制定一部先进的民法典成为国人的强烈愿望，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诸民法财产法组成部分初步立法告竣之后，是否应该启动人格权立法以及应该在何种方式上展开此项立法已经提上日程。在试图努力将自身置身于民法历史与民法未来的交汇意识中，我们发现，人格立法远比财产立法更为难以决断和把握，由此产生了多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人格权具有高于由民法规定的价值位阶，民法对人格只可言保护不可言确认;第二种主张认为，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并无障碍，不过为了更好体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本身不可分离的特点，应当置于总则的人法之内;第三种主张认为，人格权不仅应当实证化，而且应当单独成编，惟其如此才可以在内在逻辑上符合其与物权、债权等均为实证权利的体系安排要求，同时也可以凸显新形势下人格权发展和保障的需求。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当前的人格权立法作出合理抉择呢?
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第一种主张让我们立即想到它不过是人格立法民法历史的回声而已。然而，通过观念考察和剖析，我们已经认识到近现代民法上的人格先在论，不过是极端人文主义的人格理念化而已。在一个时期，它对从思想上打破中世纪基于宗教和等级观念的神启论与人格等级论有着重要作用，大大推进了欧洲的人文化和自由化运动，但是后遗症也出现了，由于它反对让人格权落地，即坚决拒绝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导致了其对现实人格关系调整作用极为有限。
过去一个时代，当现实人格关系简单到只需消极保护之时，这种只容忍保护性规定的立法模式，尚可敷其所用，但是自近现代以来，社会形态发生巨变，人格问题因为传媒、科技应用、医疗服务、机构监禁、精神评估、侦查科技、生物实践、基因检测等方面的突飞猛进，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格关系开始复杂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人格新型关系，如此摆在人们面前不再只是简单社会的人格保护问题，而更多的是复杂社会的复杂人格关系的调整问题。例如，如何平衡人身完整与医疗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隐私与传媒的关系等等。如此，如果继续固守人格保护型的简单立法模式，就会使人格调整实践在法律形式基础上显得十分虚空，现实人格实践全然无法获得确定性法律依据。人格权拒绝实在化与法治确定性要求是如此抵牾，以致观念上对人格高度尊崇与民法上拒绝人格权实证化之间的奇特关系，导致了十分荒谬的悖论:当社会复杂导致人格关系也十分复杂之时，尽管高举人格理念的大旗，但法官在“依法治国”而应“忠实于法律”的语境下，往往限于法律形式而不能满足现实对于人格关系的调整要求，换言之，理念追求与现实规范呈现出貌合神离的关系。
其次是人格权实证化的限度问题。如果说在“法治国”的语境下，随着人格关系调整需要的不断增进，人格权确认立法越来越显得不可或缺的话，一种忧虑必然伴随而生，那就是人格问题确乎不是一个简单实证化问题。第二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应该时刻注意，它们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应该是毫无顾忌的，应该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时时警醒不能遮蔽人格问题的特质，即人格权具有“与生俱来”且“挥之不去”的伦理内涵。尤其是第三种主张，应特别注意人格权利化绝对不能被简单理解和论证为法律科学逻辑的产物，以致将之与物权编、债务关系编同等化，否则，必定损及人格权制度应有的伦理价值与功能。[4]人格与生俱来的伦理特质提醒我们，人格问题与财产问题有着天然的伦理价值上的基本差异，前者因与人身不可分离始终是一种伦理存在，而后者即使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也主要是服务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功利要求。可见，人格权在民法上的实证化必须保证一个限度，这就是不能破坏人格自身的伦理性要求。
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格权的确认方式问题。一个时期，人们按照支配权的方式来构思人格权实证化，但是这种方式会使得人格权沦为与物权同化而失去伦理品格。支配权式的人格权构造，不仅导致了人格客体化，而且也势必在逻辑上重新唤起伦理人格主义关于“自杀合法”、“自残正当”的忧虑。人格权实证化与人格权伦理保持之间的矛盾，其解决，取决于必须突破传统权利的构造思路，对人格权确认方式加以创新。一种崭新的权利构造模式应运而生:将人格权设置为一种受尊重权。这种人格受尊重权，其规定方式如下:首先正面确立自然人享有何种人格受尊重的权利;然后规定其排除效力，具体可体现为若干并列或不同层次的禁止行为;此外，还可以将特殊保护方法一并加以规定。通过受尊重权的设计，人格权既获得了实证化形式，又保全了其应有的伦理品格，可谓“落地而不入凡俗”。
由于受尊重权法律形式的发现，人格权立法在当代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除了一些新型民法典如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之外，一些原来拒绝人格权实证化的传统民法典也通过修改走上了人格权确认立法的道路。法国最堪楷模，它通过创造性运用“受尊重权”或“不受侵犯权”的全新权利模式，以1994年第94－653号法律和2004年第04－800号法律的两次修正，力推人格权实证化，同时兼顾人格权的伦理化特质，对人格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确认立法并致力于其现代化，成功解开人格权立法上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不能兼容的历史纠葛，恰当因应了现实中日益复杂的人格关系尤其是人格新型关系的调整需要及特殊保护需要。
四
最后必须一提，人格权立法应由哪些内容组成?
首先，民法必须明确人格权的首要地位及相关规范的公共秩序性质。
其次，确立关于人格受尊重或保护的一般规范，同时规定人格权一般保护方法。如此，可避免挂一漏万，开放地指引司法实践。
第三，对人格交往实践中已经特别化了的应当加以明确受尊重界限的那些内在人格权逐个规定。其规定方式，均应该体现为受尊重权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排除效力的表述。
第四，应该对于人格实践中的某些极为特殊或者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形的延伸、细化规定，特别是针对在新时期高科技应用、复杂社会管理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人格关系给予规范。例如身体完整权在涉及医疗、器官移植、人体捐赠、生物实验、遗传检查和鉴别、代孕、机构监禁、精神评估等活动时的特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