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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离中国公司只有5步远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于国家经济类核心期刊《企业研究》2003年11期



就象影片《无间道》中所描述的一样，灿烂的艳阳天与阴暗的无间道往往共存于一体，一不小心，原本的艳阳天就变成了无间道。当年，韩国公司造就了令世人惊叹的“韩国经济奇迹”，但好景不长，后来又大面积溃退，导致今天的“韩国经济寒潮”。那么，目前正阳光灿烂的中国经济及中国公司能不能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答案是：5步之内决胜负，经过二十多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目前正进入攻艰阶段，中国公司正处于十字路口，离艳阳天只有5步远，同样，离无间道也只有5步远。
第1步、公司产权改革：实在私有VS虚拟私有
中国公司目前的情况，类似于当年的韩国，我们不防回顾一下韩国经济的历史。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韩国的经济落后于北朝鲜。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破除朝鲜战争时期建立并沿袭下来的“国家军统所有制”。由于美国对韩国的强烈影响，朴正熙政府选择了“仿效美欧”的全面私有化道路。20多年后，昔日繁荣的对手（北朝鲜）的经济已接近崩溃，而韩国已经成了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经济新奇迹”和“东方的新动力工厂”，其钢铁、油轮、电视机、汽车等等产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韩国的多家公司冲进了世界500强之列，似乎一切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风光不再，各种矛盾犹如蓄积压抑已久的火山，一触即发。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当了导火索，引发了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韩国的火山终于被引爆，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韩国公司（包括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公司）纷纷发生地震，出现大面积滑坡。
与韩国一衣带水的中国也经历了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如韩国，但中国却比较有效地抗住了风浪。其中的原因何在？关键的一条在于中国没有像韩国那样“完全私有化”，政府能有效地整合并运用经济资源去抵抗经济大衰退。而韩国的经济资源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虽然政府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调动私人资源，但众所周知，宏观调控往往只能在“正常时期”发挥出明显作用，而一到诸如经济危机之类的“非常时期”就不能立竿见影地见效了。（注意此处是说不能“立竿见影”，而不是否定宏观调控对经济危机的中长期作用。）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进行公司产权改革。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式的国有制，已被证明为缺乏活力。于是，中国公司就面临着两难处境：到底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到何种程度？私有化过度了，会重蹈韩国覆辙，是短命的、不健康的500强。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第2步、公司运行方式：两权分离VS两权合一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和结论，它都明确无疑地成了事实——为了实践“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关键在于两权分离”之理论，20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年来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西方近二十年来重新兴起了一股“从两权分离回归到两权合一”的大浪潮。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年来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国国企改革。根据科斯定理，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找到了我国国企的深层次病因，就应当尝试新的改革途径。MB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MBO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第3步、公司上市功能：千王股局VS投资股市
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不能令人乐观，目前的中国股市是“千王股局”还是“投资股市”，这个问题令人不得不深思。后者是为了投资，其性质是“（股）市”，遵循正常的市场经济法则；而前者却是为了投机、出老千，其性质是“（股）局”，是一场圈钱的把戏之局。
中央政府推动公司上市的初衷当然是“投资股市”，但现在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中央政府的美好愿望。如果说索罗斯等西方股市活动者是“资本大鳄”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许多股市活动者却是“资本千王”。“资本大鳄”演绎的是“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而“资本千王”玩弄的却是“做笼子圈银子”的股票骗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新世纪的阳光似乎并没有照亮中国股市，相反，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灾情严重的股票还不止一两家，往往是若干支股票“集体跳水”，昨天还是牛气冲天的“天堂股”，一夜之间就无缘无故地跌成了惨不忍睹的“地狱股”。中小股民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只“幕后之手”就是大股东。
大股东对中国股市的操纵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由大股东“包装”起来的，其上市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是为了赤裸裸的“圈钱”——圈中小股东的钱。这就使有些上市公司从头到脚都是“讲故事、编谎言”的产物。例如“大名鼎鼎”的某某科技股票，它竟能把一个小小的饲料厂“变脸”成一个大型高科技企业，套取中小股东的巨额资金。又如，某某集团曾长期秘密动用几亿资金炒股，自己炒自己的股票，造成本股票的虚假繁荣，引诱中小股东大把投钱。
照现状泛滥下去，中国公司就会离艳阳天越来越远，而离无间道越来越近。中小股东的态度，会直接决定着股市的生死存亡。离开了中小股东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股市就丧失了存在理由和必要。因为股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让企业直接与广大投资人发生联系，使企业的融资方式由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变成发行证券的直接融资。融资方式的改变，在微观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在宏观上则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兴衰。
第4步、公司融资渠道：银行导向VS市场导向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韩国的经济奇迹。当时，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韩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韩国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融资渠道。韩国的许多公司能冲进世界500强，在融资上主要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支持。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当年的韩国，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韩国，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韩国。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韩国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银行导向型产生的弊端。韩国公司从500强排行榜上大溃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渠道。该渠道使公司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公司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与银行导向型对应的另一种公司融资渠道是市场导向型。美英等国是市场导向型的典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融资渠道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第5步、公司治理结构：日韩模式VS美英模式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韩国是以日本为蓝本的，故称日韩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英模式。传统上，认为这两种模式分别适应东方和西方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分优劣，各有其长。但现在，两种模式都相继陷入了困境之中——先是日韩模式于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触礁，接着，美英模式于2001年撞向冰山。其结果是，日韩经济萎靡不振已长达5年多，现在似乎还不见明显好转的希望。美国则发生了以安然等公司为典型的丑闻，针对此类越演越烈的公司治理危机，布什总统于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以期整顿经济秩序。
按人文环境来说，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东方儒家文明体系，似乎应该借鉴日韩模式。日韩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日韩的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但日韩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韩模式的致命伤。日韩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英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应借鉴美英模式。美英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英模式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英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英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
日韩模式、美英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所以，中国公司不能再以纯粹的日韩模式或美英模式为蓝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相互嫁接，有机融合，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
——从环境伦理的变迁看环境法的发展

秦旭东


当人类和自然界其它万物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创世者没有给大家区分三六九等，因为自然世界是他最为得意的杰作，自然万物（包括人）相生相克，彼此联系，各有所来，各有所终，自然懂得什么是最好，没有其中的哪一个成员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学法则”。一方面，自然万物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和谐的、具有健全的演化能力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盖娅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球女神）的恩泽惠及万物，万物莫不是作为这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发展的。
作为其中的一员，人类从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的理性指引下，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开始了征服、控制和占有这个世界的历程。人们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视自然界为其所有，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征服运动高歌猛进，然而因此而生的祸患也层出不穷。大自然给了我们几记响亮的耳光，他要具有理性的人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人类的力量纵使再大，也超不过创造人类的自然的力量（否则能量不守恒了）。他要人类低下高傲的头颅，以一个谦卑者的姿态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所谓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在人类的法律体系里面，说到主体，我们自然地就会想到“人”——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各种团体，当然，还少不了国家。除了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以外，所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都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其中法人作为法律上的“人”的资格是以其财产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前它就没有“人格”，所以公司资不抵债了就要破产，就要从它的“户口簿”（工商登记）上消失（法律术语叫注销）。对于一些基金、财团法人而言，它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自然人）的影子，完全是一笔钱财在法律上成其为“人”的。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说，财产是可以成为“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那么自然物可以吗？如果小鸟状告某个人或者公司的官司出现，如果一只小猫或者小狗可以继承遗产，如果猴子可以纳税，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荒诞不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包括动物、植物——从来就只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可是，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美国，就曾出现过这些“荒唐事”，尽管对此的社会和学界的议论、纷争不断，但在大自然不断地给傲慢的人类以响亮的耳光之后，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自然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成为一个讨论的课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的论理学中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和“天人和谐”，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念。不同的是，西方几千年来的伦理学鲜有环境思想，他们强调“灵性的提升”，重视“彼岸世界”而轻视现实世界。到近代工业革命

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方人产生了征服自然和万物的雄心，接踵而至的环境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向宏观方面发展，环境科学揭示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揭示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给人类以及所有生命形态带来危机的根源，西方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伦理道德问题，相应产生了以自然的固有权利为价值观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
传统上，人们的头脑里一直是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认为人类是区别于物、高于其它“低等生物”的“高级灵物”，人类具有动物和植物所没有的智慧和灵性，是上帝的宠儿，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中心，人们的一切思考、行为都是从“人类中心”出发的，关于环境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是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利用角度去考虑的，自然物——不管是千姿百态的植物，还是活泼灵性的动物，它们的价值都只在于其为人们“所有”。所谓所有权，即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种权能，自然物在人们的价值体系里面只是客体——主体可以自由摆布的对象。在可以说，在人类征服的力量面前，自然物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人类在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观念指引下，以至尊者的姿态自居，试图以自己的意志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由此而及的法律制度中，并无现代所谓的环境法。在西方，以罗马法为滥觞的法律制度中，其发达的民法体系中的物权法就是专门调整人们如何占有支配各种物的法律，所有自然物在人们眼里只是财富。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西方那样精密的民法体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然物的地位也大体上也差不多。中外古代法律中有关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内容，只是为保护人们的财产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恩格斯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都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不毛之地，……”自然界的报复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征服步伐的前进也愈演愈烈，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爆炸、资源耗费以及科技的滥用等酿成了无穷的苦果，人们在咀嚼苦涩的同时不断认识着自然有其自主意志，即所谓自然规律。在自然意志面前，人类的力量永远是那么弱小，原来人类再神通广大也跳不出自然的魔咒——人原本就只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由此，近现代伦理学家们头脑里的思想也在转向，动物的权利、自然物的权利、人类对环境的责任等概念逐渐兴起，千百年来的传统人本主义观受到了挑战，新的环境伦理观——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产生。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先驱艾庞兹1894年在其论文《人类于兽类的伦理关系》中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说”，批判了基督教《创世行》中记述的人类征服地球的行为。被现代美国人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在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思想，他指出，个人是一个各种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由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现代环境伦理学家R.F.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当从认为自然是人类的专有物的思想中转换出来，将其关心的对象扩大到动物、植物、岩石，进而扩大到一般的“自然”或者“环境”，伦理的权利也应当从被限定为人类的自然权进化为构成自然各要素的权利或者自然全体的权利。他认为，人类的伦理思想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及动物的支配权开始，

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所有的生物（人类、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的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尽管还存在一些局限，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但是，无疑对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冲击。近代以来，环保主义、绿色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各国的环境立法也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完善。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以公共卫生和自然资源保护为主，20世纪初叶至60年代以污染防治及生活环境保护为主，70年代以后开始走向全方位的环境保护，即整合型环境立法。不仅如此，环境立法也日益走向国际化，联合国和其他专门的国际环保组织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国也日益从全人类、整个地球的高度认识环境问题。在国际法中，不得进行严重破坏人类环境行为的规范已经上升到国际强行法的高度。

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法律体系中自然物基本上还是难于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什么突破。当某些人的罪恶行为破坏了小鸟的生存环境，小鸟可以将之告上法庭以求得正义吗？当孤单无助的老人在一只可爱的小狗陪伴下安度晚年后，他能将自己的遗产留给小狗吗？一只能干的猴子可以出色的完成主人交付的工作而让主人不用另行雇佣劳动力，猴子要不要纳税呢？在美国出现的“荒唐事”中，确实有宠物继承遗产的事例，税务局也确实试图向一只能干的猴子征税，小鸟的官司也确实打上了法庭。特别是小鸟的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小鸟既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谁来代表小鸟打这场官司呢？也有人说，那都是一帮阴险的巫师（律师）为自己捞钱的把戏。
其实，如果要以自然物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来质疑其“权利能力”，我们可以打一个不太“人道”但却符合“天道”的比方，自然物——至少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和植物人、完全失去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物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以维系整个自然的自协调、自演化能力，这是同整体的人类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仅仅从诉讼和法律技术的角度反对自然物的权利是站不住脚的，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可以被代理，自然物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以呢？硬是要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恐怕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的根基也要被动摇了。而且，基于利益的一致性，任何一个关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人都可以为自然物主张权利。这可能和“公益诉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更有深刻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更能够刺激那些狂妄自大而且贪婪无制的人们的头脑。另外，用得着担心律师成为阴险的巫师吗？为主张小鸟的权利打官司所得的赔偿可以用于“小鸟的生活”——去净化空气、治理污水、种植绿树青草，等等，从中获益的也不仅仅是小鸟，难道小鸟的歌唱不会给你到来甜蜜的微笑吗？小鸟要歌唱，人类要吃饭，这里面并不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我们的法律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这真的是个文明社会了——不仅是人类的，也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