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由税法公平价值研
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确定税法的价值的概念及其含义，以及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理性分析，虽然是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但还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研究的目的应当是在此基础上，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使税法的（应有）价值能够在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不断加以修正完善、同时其自身由此持续发展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从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正是税法公平价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结合的最佳范例。因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不仅包括税法学理论的现代化，还包括税法实践的现代化。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于税法学理论之现代化——或称现代税法学的意义，笔者在第二章第二节已有部分论及；以下则深入探讨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之本源的“契约精神”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虽思考良久，仍未得要领。此处，只是简略表明一下笔者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现代化，简单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那么法制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整体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静态方面，法制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应当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则意味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117]。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在目前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同一命题的两种表达”[118]：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和战略目标，前者是后者的描述性写照。[119]
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法律系统受较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法律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家外部，来自外国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与渗透；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内部，即作为对外来冲击与渗透的反应，国内各界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动追求。[120]
在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进程中，笔者认为，其推动力量就是指参考和借鉴社会契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并以此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既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又作为税法公平价值的“本源”、进而对税法基本理论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罗马法发展后期才形成的古典契约法来理解上述所谓“契约精神”。古典契约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所谓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反映。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和保守性以及自给自足，不仅限定了人们基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和等级等产生的各种特定身份及在此身份下所从事的特定行为，还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因此而导致的人格上的非独立性。但是一旦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即使是有如古罗马那种早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其开放性就足以突破既有的种种限制。于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不可抑制地兴起，商品生产者及其代理人由于摆脱了身份的限制和对他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因而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表示——契约形式达成合意，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因此，英国法学家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1]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在，参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体的地位的平等、意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此达成合意的权利义务表现形式，因此决定了在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亦即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方面，都必须借助“契约”这个中介形式才能完成；“平等、自由和权利”也就构成了契约的基本要素。[122]
古典契约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古典自然法理论。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契约关系是一种理性关系，是个人意识发达的产物。“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就人的意志说，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123]作为古典自然法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遵循古典自然法学家所提出的自然理性向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法都是因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主张，将契约理论深入到“人民与国家和法”的本质关系之中。
由此，古典契约法以古典自然法所倡导的理性为先导，在商品经济强大的推动力下，在追求“契约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契约精神”[124]。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在的、具体的契约（合同）关系中，更深刻地内涵于国家的起源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抽象的“契约”关系中。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经法律调整之后而表现出来的税收法律关系也体现了上述“契约精神”；而且，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对契约精神的体现更为直接和深刻。对此，笔者在第二章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然，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相比，“税法的公平价值”命题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在当代中国，对实在税法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或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1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126]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总的意义也就体现于此。
一、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27]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 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8]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29]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8月27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9年3月26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畅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市区（不含上街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凡在本市市区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公安机关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建设、市政、交通、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车辆和车辆行驶
第四条 对本市的机动车实行总量控制，优化车辆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低效能、污染超标、安全性能差的机动车。
本市机动车总量控制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条 机动车必须按规定检验合格，领取号牌、行驶证后，方可行驶。
个人购置的机动车，不得以单位名义申领牌证；单位购置的机动车，不得以个人名义申领牌证；地方机动车不得使用军队、武装警察部队牌证。
第六条 机动车不得悬挂遮挡车辆号牌的各种标牌；驾驶室两侧的车窗玻璃和前后的车窗玻璃上不得张贴遮阳膜，不得张贴、喷涂妨碍驾驶视野的广告及其他文字、图案，不得附加妨碍驾驶视野的物品；驾驶室仪表台上不得摆放各种标牌。
第七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道路交通管理需要，划定公共交通车辆专用车道、摩托车专用车道、其他车辆专用车道、单行道，规定车辆禁（限）行、禁（限）停区域和禁（限）行时间。
第八条 道路上设有专用车道的，车辆必须在其专用车道内行驶。其他车辆遇有障碍物必须借专用车道通行时，应当让在本车道内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
第九条 禁止摩托车、非机动车在高架立交桥和高架路上通行。
禁止拖拉机、农用机动车、机械驱动三轮车、畜力车在市区道路上通行，特殊情况确需通行的，由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并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限制货运机动车、三轮车、人力车在市区道路上通行。
第十条 禁止机动车在行车道内任意停车和逆向行驶。
禁止机动车在行驶中任意掉头、截头猛拐。
第十一条 客运出租汽车可以在下列道路、路段和地点顺向停车上下乘客：
（一）在车行道右侧划有临时停车标线的范围内；
（二）在无人行道隔离护栏的非禁停区域；
（三）客运出租汽车固定停车点和候客车位。
禁止客运出租汽车在机动车道和无候客车位的固定停车点以及妨碍交通路段停车上下乘客。
固定停车点和候客车位，应根据方便群众和社会需要的原则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会同客运出租汽车管理部门统一划定。
第十二条 在市区禁鸣区内禁止机动车鸣喇叭。禁鸣区由市公安机关公告并设置禁鸣标志。
第十三条 凡在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注册的机动车改型、改色和总成变更的，须经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禁止涂改或伪造机动车的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和机动车号牌。
第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单位承修机动车改型、改色、总成变更以及因交通事故损坏的机动车辆维修业务时，应向车主查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对没有证明的，维修单位不得承接。
第十五条 维修外表损坏的机动车的单位或个人，应对维修车辆登记立档，接受公安机关的检查。
第十六条 符合国家规定报废标准的车辆必须及时报废，不得买卖和行驶。
第三章 驾驶人员
第十七条 驾驶机动车的人员，必须按规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残疾人专用机动车只供残疾人单人代步使用。驾驶残疾人专用机动车的人员，应当是下肢残疾、身体其他部位正常、持有残疾证，并按规定考试合格取得残疾人专用的机动车驾驶证照的残疾人。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中不得查看传呼机、使用移动电话或车载电话等通讯工具。
第十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本市机动车驾驶员实行交通违章考核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应当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管理。
驾驶员驾驶机动车通过事故现场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要求，协助抢救受伤人员。
第二十一条 驾驶非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设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的路段，应按信号行止；遇停止信号须在停车线内依次停车等候，不准用绕行的方法通过灯控路口；
（二）骑自行车可以带一名学龄前儿童；
（三）不准牵引其他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引；
（四）不准在划定的停车区域外停放。
第四章 行人与乘车人
第二十二条 行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通过灯控路口时，按信号行止；
（二）不得使用旱冰鞋、滑板在车行道、人行道上滑行；
（三）不得翻越隔离护栏；
（四）不得在车行道上推销商品、散发宣传品及其他物品；
（五）不得在高架立交桥和高架路上通行。
第二十三条 在非机动车车行道上推行摩托车或者非机动车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靠右侧边缘顺向推行，设有交通指示标志的，按交通指示标志所示推行；
（二）不得并排推行；
（三）横过车行道时，按照行人通行规则推行。
第二十四条 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机动车车行道上候车；
（二）不得向逆行的客运出租汽车招停；
（三）不得向车外抛掷物品；
（四）在车行道上，不得从车辆左侧车门上下车；
（五）机动车未停稳时不得上下车；
（六）在两轮、侧三轮摩托车后座乘坐时，必须戴头盔面向前轮方向骑坐。
第五章 道路与停车场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建设应当适应道路交通的发展需求，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道路的规划、设计应考虑公共交通车辆停靠站、调头站的设置、布局，保障公共交通车辆停靠站时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在始、终点有停车场地。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的，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置交通设施。道路建设竣工后，组织竣工验收的单位须通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参加验收。道路交通设施日常的设置、更新、维修、管理，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负责。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根据交通管理需要增设交通标志、标线。
未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在道路上设置、移动、覆盖、拆除交通设施。
第二十七条 营业性客运车辆和单位专用班车的行驶路线、站点设置，应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并设立明显标志。机动车停靠站点不得作为停车场使用。
公共交通车辆必须在设置的停车站点的停车方位线内停靠。
第二十八条 在道路上设置的广告，不准遮挡路灯、灯光信号、交通标志，不准妨碍安全视距和车辆、行人通行。
第二十九条 禁止对市区道路擅自挖掘、占用。确需占用、挖掘道路的，应经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需要延长施工期限或者扩大施工面积的，应提前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市政工程主管部门为维修道路，确需占用、挖掘道路时，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须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协商共同采取维护交通的措施后，再行施工。经批准挖掘道路的，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组织修复路面。
第三十条 在道路上修剪行道树和更换电线杆、线具以及打开地下管道井盖等作业影响道路安全畅通的，应当告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
第三十一条 公共停车场建设应纳入城市规划，实行有偿使用。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兴建公共停车场。
公共停车场不得作为营业性客货运输集散场地。
公共停车场和经批准在道路上设置的临时停车场的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区、会堂、体育场馆、影剧院、商业场所、医院等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必须按规定同时配建或增建停车场（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
按规定配建的停车场（库），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不得改变使用性质或减少使用面积。
现有大型公共建筑未按规定配建停车场（库）的，有条件的公共建筑所有权人应当自建停车场（库），也可以提供场地与其他单位联合建设停车场（库）。
第三十三条 机动车停车场应按规定在方便出入的位置设置残疾人专用车位，并设置明显标志。其他车辆不得占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费。
第三十四条 禁止机动车在车行道、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放。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强行拖离，拖离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一）违章停车，驾驶员离开车辆的；
（二）发生交通事故不能行驶的；
（三）发生故障不能行驶，又不能及时自行拖移，影响道路畅通的。
第六章 交通安全责任制
第三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按下列规定实行交通安全责任制：
（一）宣传贯彻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交通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
（二）根据交通安全的需要，建立驾驶员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交通安全检查；
（三）建立机动车使用、检查、维修、保养制度，保证车况良好；
（四）协助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维护门前的交通秩序；
（五）建立交通安全奖惩制度。
第三十七条 中、小学校应当经常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组织的交通安全学习。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九条 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就财产损失赔偿协商不一致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对财产损失组织评估。评估财产损失，可以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委托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
当事人对财产损失评估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申请重新评估。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组织重新评估，并在三十日内作出重新评估结论。
评估费用，由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
第四十条 交通事故导致车辆损坏需要修理的，由交通事故当事人确定修理单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定修理单位。
第四十一条 无本市常住户籍或者无合法身份证明的交通肇事嫌疑人，未提供有效担保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暂扣交通肇事车辆或车主的有关物品直至结案。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交通事故的，养护维修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一）道路损坏或道路上各种管线的检查井及其他道路附属设施缺损，养护维修单位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的；
（二）挖掘、维修道路时，施工单位未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
（三）维修、检修或施工完毕后，未及时恢复原状的。
第四十三条 事故车辆的车主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三个月，不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接受处理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予以公告。公告后满三个月，事故车辆车主仍不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接受处理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依法拍卖事故车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交通警察处理交通违章行为时，应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做到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第四十五条 对事故、违章多发单位或拒绝履行交通安全责任的单位，可责令进行交通安全教育整顿。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责令改正，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责令改正，处以三百元罚款或警告，可并处吊扣四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处以一百元罚款或警告。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六项的，处以二十元罚款或警告。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对车辆强制报废，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建设单位擅自改变按规划配建的停车场（库）使用性质或擅自减少停车场（库）使用面积的，每改变或减少一平方米处以五百元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恢复停车场（库）的使用性质或使用面积。
第五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闯红灯或在禁鸣区内鸣喇叭的，处以二百元罚款，并可吊扣二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五十三条 擅自在道路上设置、移动、覆盖、拆除交通设施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处二百元罚款。
第五十四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员、行人和乘车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处以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已作出罚款处罚，非机动车驾驶人员不缴纳罚款的，可以暂扣非机动车辆，并限期接受处理。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处理暂扣的非机动车辆。
第五十五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执行职务，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二）接到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的报警、指令后，不及时赶到现场并依法处理的；
（三）暂扣车辆、证件不按规定时间上交的；
（四）处罚不出具处罚决定书，暂扣车辆、证件不出具暂扣凭证的；
（五）打骂、侮辱当事人的；
（六）使用被扣车辆的；
（七）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县（市）、上街区市区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
（1999年3月26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会议决定，批准《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由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
1999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