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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基层法官视野下能力提高的路径

左志平


内容提要：法官是一个令人尊重和羡慕的职业，法官不仅要具备高尚的职业品格，而且要具备精深的业务知识和社会经验。法官是社会的精英，是法律的维护者，手握审判权。如何运用好这一权力，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驾驭庭审，才能做好司法调解，才能正确适用法律，才能裁判正确，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法律的尊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准入条件不高，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基层法院，部队的转业干部占法官人数的大部分，专业学校的大学生少的可怜。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是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与法院加强职业化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度，存在着差异。笔者为此就基层法院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浅见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本文共10000字左右）。

《谁到基层当法官》，这是今年3月人民法院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基层法院的法官断档、人才流失、培训、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内容详实，令人揪心和忧虑。为何基层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法官断档，除门槛高之外，主要原因是法官待遇低，人才留不住。仅以贵州省法院为例，全省法院缺编法官1000多名，16个基层法院中，法官人数在20人以下的有3个；10人至19人的有3个，6人至9人的有6个；其他4个法院的法官人数在5人以下，每年有近20%的法官在流失和退休①。法官外流和法官准入难的现实，早已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并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②，同时引起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在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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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2005年3月23日《人民法院报》马守民著《一个西部高院院长的情怀》
②、苏力著《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法治》第254页。法律出版社

代表大会期间，许多代表提出要提高法官待遇、防止法官流失的建议。但这一建议没有被人大采纳，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又有历史原因。从法院自身来说司法能力不高、公正执法能力不强是主要原因。全国人大认为法官待遇的提高必须与执法水平相适应。因此，要提高法官待遇，法院必须提高司法能力，推动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维护司法权威，树立公正司法形象，赢得社会公信度。司法能力建设是当前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人民法院呼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人民法院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提高司法能力，用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为民的方针作为开展工作出发点，以队伍建设和司法改革作为落脚点，以法官职业化建设和公正司法为目标，为切实发挥法院职能，正确履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全面具体地对司法能力建设范围、目标作出规定，不仅符合司法规律，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各级法院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透视基层法院法官群体，无不以法官职业为荣耀,以公正司法为主线,以司法为民为落脚点,开展审判工作。由于客观原因的制约，和主观上进取心等原因，基层法院法官群体司法能力参差不齐，总体水平不高的现状令人担忧。社会对法官评价与社会对法院认同度低就是司法能力问题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依据相关理论，结合审判实践中司法能力缺憾的现状，以基层法院法官群体为视角，探析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问题和路径。
探析之一 ： 司法能力与法官司法能力之内涵——定义与内容
一、司法能力之内涵
何谓能力，是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包括完成一定活动的具体方
式，以及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须的心理特征③。就是说能够胜任某项任
③、引自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海》
务完成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即具备完成任务的思想准备和业务素质，有准确的判断与缜密思维，有对突发事件的应变方法和手段。能力是伴随“人”而存在，因“人”而异。
能力在法院这个特定的职权部门，又称之为司法能力。它伴随着法院司法活动而客观存在。司法能力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其内涵宽泛，内容丰富，而是通常被划分为多个单元，被专家学者、或法律职业人所关注、所研究，其中法官职业化成为学者与法律人研究的热点问题④。司法能力关系法院的公正司法水平，关系到每一位法官素质的高低，它不是说在口头上的一个概念，而是衡量、评判司法质量与司法效率的一个方法。目前，法学理论界对司法能力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而法律实务界对司法能力概念有了明确的定义，司法能力不仅仅是法院，还包括公安、检察机关，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作为法官，所探讨的仅仅是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属于狭义的。司法能力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含
司法思想、司法方法、司法理念等方面，而且范围涉及法院的各项工作。定义有：1、本源说：是指司法机关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本领⑤。2、职能说：是指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职责，依照科学的现代司法理念，遵循司法审判工作规律，依照法律规
定，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在全社会促进公平正义的水平和能
力⑥。3、目的说：是指人民法院具有认识和把握司法规律，运用司法手段解决 矛盾纠纷，服务经济发展，保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条件与本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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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法官职业化建设理论界、实务界都将其作为重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司法改革研究》就有研究。此后法学期刊上论述法官职业化的文章很多。⑤、引自2005年4月14日中国法院网，杜海军著《法官在司法能力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第1页。⑥、引自2005年4月30日中国法院网，王瑷坡著《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能力建设》第2页。⑦、引自2004年第11期《人民司法》，尹忠显著《抓住司法能力建设这条主线，推动法院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第5页。
上述三个定义，第一种定义是从能力的文意出发，以法院为依托而下的，显然不能全面表述司法能力的内涵。第二定义侧重于法院的职能与规律，基本概括了司法能力的内涵，其表述不具有高度概括性。第三种定义，从司法活动的作用和任务来表述，比较准确，词语表达简洁。既体现出法院的特征和作用，有体现出能力的本质，有概括性很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笔者非常赞同。
二、法官司法能力之定义
法官是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院的内在核心。法院职能作用、良好形象必须由单个法官能动聚合而体现给社会。因此，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落实者为法官，法官司法能力高低决定了法院整体能力水平。法官司法能力的范围、内容比法院司法能力小，法官因为岗位不同其能力的作用与范围不尽相同，但法官个体的结合就充分体现出司法能力的整个内涵来。笔者以从事审判的法官为出发点，参照相关的成果，对法官能力做出不成熟的概括：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具备的，具有认识、了解、分析与法律关系密切的事实纠纷，确认纠纷性质，解决和适用法
律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
三、法官司法能力之范围
从法官的司法能力的定义分析，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内容，可以厘清法官司法能力的内容与范围。笔者认为主要有：1、政治、政策理解能力；法官是法律者的执行者，必须有鲜明的阶级性，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忠于党的宗旨和国家政策，忠于法律，用审判职能服务于国家经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2、专业知识能力。法官是法律职业人，必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开展审判工作。渊博的知识需要法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思考。只有储备渊博的知识法官，才能有纯熟的业务技能，才能有缜密的判断能力，才能有的准确法律适用能力，才能体现司法公正。3、法律解释能力。法官办理案件，特别是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要有解释法律的能力，根据法律条文，针对个案进行文意、立法、目的、等解释，特别对无法律条文时，更要进行法律补漏解释，以达到准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4、创新能力。社会在不断进步，法律在变、司法制度在改，法官不仅要及时学习新的法律、法规适应新形势需要，而且要及时更新审判的方式和方法，适用现代司法理念。法官不能是工厂程序化的产品制造者，法官要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法官要在执行法律审判中，不断地创新思维，改变不合理、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审判方式和审理模式，以推动法院的司法改革。5、司法调解能力。调解是处理民商事纠纷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中国司法特有的方式，被誉为“东方经验”。调解它能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要做好调解法官要具备疏导、细化、沟通能力，掌握当事人心里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说服方法和技能，化解矛盾，平息纠纷。6、拒腐能力。法官是公平公正的化身，是清正廉洁的形象，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法官应当具备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透惑，放宽心胸，守住良知，甘于奉献。拒绝灯红酒绿、奢侈漂浮，洁身自好，赢得公众信赖。
探析之二：中外法官司法能力之比较---考量
法官所从事的执法活动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法官要以法律为最高原则，要忠于法律。法官又是高危职业人，要依法履行好审判权，必须具有较高司法能力，才能慎断明晰案件，才能让诉讼当事人胜败皆服。法官处在矛盾的焦点之中，是居中裁判人，必须具备准确适用和解释法律能力。法官——实际上是尖刀上的舞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刀刺伤，而退出审判岗位。因此，法官职业既令人生畏又令人胆怯。而从事法官职业的人，始终是谨言慎行、慎思、慎独、慎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受社会、文化、经济条件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国外法官的司法能力要求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很强，法官的社会地位高，法官准入条件也很高。因而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不言而喻了。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要求更高，法官不仅必须是正规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而且还要从事律师或从事法律教学工作十年以上，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精湛、精厚的专业知识才能被遴选担任法官。之后，还必须经过审判技能和能力、审判管理和运行素养的培训，才能从事审判。法官的培训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实践，对于培训不合格的，就是理论水平在高，没有司法技能，没有灵活的应用能力，也会被淘汰。因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仅要执行法律，而且要解释法律、创设法律。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官的要求虽然不及与英美法系国家，但对准入的条件也是相当的苛刻。对法官的要求也非常高，法官从律师和法学院中遴选，必须经过培训。德国要求法官必须是在大学法律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经过预备培训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俄罗斯规定受过高等法学教育、具有5年以上法律职业经历、没有过败坏自己声誉之行为、通过资格考试并受到法官资格委员会推荐的才能成为法官，具有10年以上法律职业经历的才可以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
二、我国法官的司法能力要求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法官能力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1995年前法官进入法院不是遴选，而是由政府的人事部门分配人员进入法院，其人员组成为工人、教师、干部、部队专业军人、高等学校学生。笔者所在法院97人，其中工人占20%，高中文化占25%，教师占5%，转业干部占45%，高等学校学生占5%。法官的学历一般为中专和高中，高等学校的只是凤毛麟角，基本上无法律职业的历史，在岗培训主要是学历教育。1995年《法官法》实施后，法官有了准入条件，但条件不是很高。2001年《法官法》修改后，法官准入条件有了很大提高，法官在岗培训相当重视，最高法院从法官职业化高度加强法官队伍建设。通过自身的努力，法官司法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法院有了自主审查法官遴选的权利，有了自主送法官到国外学习的路径。同时加强法官培训，加强法官的学历教育，提升法官司法能力。法官由于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下，也不断地注重司法能力的提高，成效显著。沿海省份的法官司法能力与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相比要高出许多。就基层法院之间相比，经济条件好的、处在沿海城市内的基层法院法官能力比经济条件差的、处在内地的法院的法官能力高；同一个省的基层法院法官司法能力有差异；同一个中院的基层法院；同一法院内部法官的司法能力也有差异。由于差异的存在，公正司法水平和法院的公信力也不同，法院的整体能力和形象受到影响。因此，法官司法能力建设是目前法院队伍建设和实现公正司法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探析之三：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之透视—现状分析
我国约有25万名法官，而基层法院的法官占到这庞大队伍的近70%，基层法院是法院审判工作最重、条件最差、人员素质最低的审判机构，又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体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审判组织。基层法院司法能力建设尤为重要。而目前，基层法院司法能力缺失的法官占有一定的比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主观上的，又有客观上。
一、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主要有：1、基层法院对法官能力建设认识不足。一味追求的是案件数量，不注重案件的效果；2、法院对法官缺乏相应的实践指导，造成法官凭经验断案，能力不能提高；3、法院对法官能力提高欠缺相应的条件。法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培训机制；4、法院对法官能力提高没有具体的措施。客观原因虽然制约着法官能力的提高，但根本的是法官自身的主观原因，笔者主要是对法官司法能力主观原因进行探讨。
二、主观原因分析
主观主要有：1、业务知识缺乏。虽然法官要求法律本科文化，但没有达到本科学历的仍然有一部分，就是达到本科学历的，其学历与能力不相配。在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法院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法官没有进行过系统学习法律理论知识，法学基本理论知识薄弱，有大部分法官是在凭经验在办案，把空闲时间用在玩上面。对于新类型案件不知如何去办理。更为甚者对所办案件法律关系理不顺，对法律条文含义理解不清，说理只是法律条款的全段照搬。法官不能从法理上去分析，去了解，去判断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许多案件判决结果正确，但裁判文书说不清楚胜败的理由，造成当事人不理解而缠诉、累诉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业务知识掌握不够，业务理论学得不多的后果。
2、审判技能欠缺。基层法院的法官，面对的当事人主要是农民，所处理的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人身损害、借贷这三类案件，大多数法官抱着一种农民好对付的观念。审判中违背程序法，在解决问题时，不注意掌握当事人心理变化，不注意方法，而一味以自己为中心，沿袭职权主义审判模式，有时以走向极端完全采取辩论式的方式，导致当事人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诉权。在调解中，不善于调解方法的运用，不善于调解、疏导工作，对当事人不是讲理说法，而是采取冷、狠，当事人不满意。主要的是法官在处理案件后不善于总结审判的经验，不善于学习好的处理方法，不善于思考当事人内心想法，不善于观察当事人动态的原因，使审判工作变成一种僵化模式，其审判技能得不到提高。
3、司法观念滞后。审判要适应新形势，审判要在发展中变革、法官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审理好每一起案件。肖扬院长提出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人民法官必须要树立‘中立、透明、公开、高效、独立文明’的司法理念，并自觉地以这些现代司法理论为指导，适用和驾驭具体的法律理论和知识，正确思考和解决各种法律争议”的现代司法理念。这一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必须做到公正、文明、高效、公开、平等，然而，在基层的法官中，把现代司法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没有放在头脑中，因循守旧的司法理念在审判中表现为：以旧的理念开展审判，来处理纠纷，庭审时不是保持中立，判决时也不能做到公正，在审理期限上久拖不决，与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格格不入，其思想与司法理念相距较远。
4、法律解释运用较差。法官办案，不仅正确认定事实，严格程序，还要准确适用法律，才能完成好每一件案件的裁判。法律适用看起来很简单，案件事实查清了，找好法条用上去就行了。其实并非易事，法律适用的过程应当是法律解释的过程，是裁判的重要一个环节，法官不仅要查找法律法条，而且要对法条进行立法、目的、历史、系统等解释，并且要区分上位法和下位法，对法律相互规定的冲突问题要进行辩析，找出适合案件事实的法律、法条才能准确适用。目前的通病是不分上、上位法，不分法律事实、性质，只要每部法律上条文规定的内容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均加以引用。如民间借贷案件中和合同案件，均把《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相关条文引用，这样适用法律是不正确的。
5、创新能力差。法官不是工厂的流水线机械地生产其产品，法官是人，是有能动性的人，法官应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观点。法官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应当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思考司法体制和司法队伍，司法管理、司法资源问题，探索现有司法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找出问题的原因与对策，以利于法院的改革。但是基层法院法官不愿去探索、去创新，其根源是思想观念问题，认为那是高级法院与法学家思考的问题，不是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去做，那我们应该在高级法院和法学院工作了。把创新拒之自己身外。显然，近几年基层法院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仍停留在表面，参与人数极少，没有取得成果。
6、司法道德缺失。法官应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体现公正司法的司法良心，但是一部分法官丧失道德，枉法裁判，循私舞弊，把胜诉判败诉，造假案寻私利。如某法院法官，为了自己的私利，造假案，执行某单位，损害他人利益。
7、防腐能力薄弱。只要不接受当事人贿赂，吃一餐饭，喝一餐酒，自己坚持公正审理案件，算不了腐败，这种观点在基层法官中有一定的市场。理由是同学、朋友请吃、说情，是碍于情面，同时又可让同学、朋友去做工作，既不得罪人，又能够处理好案件，这种观点是防腐能力薄弱的表现，是极其错误的。它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就是因为忽视小，而引发大。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为之，勿以恶小而不为”。几年来法官下水的事例就是镜子。仅去年，全国法院有461名法官违法违纪⑧，说明法官队伍存在不足。
　　　◇刘学在 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公益团体/团体诉讼/公益诉讼/不作为之诉/不作为请求权
　　内容提要: 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对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的程序作了规定，以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集合性利益和社会公益。对于该类诉讼的性质，存在着法定诉讼担当说与团体之固有权利说的争论，诉讼标的之界定、重复起诉行为与既判力范围之认定，以及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限制等问题，因采法定诉讼担当说还是固有权利说而有所不同。这些规定及其理论探讨对于我国构建团体不作为之诉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集合性利益与社会公益，赋予某些公益团体以诉权，由其对违法经营者提起不作为诉讼的制度近年来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确立和发展。在德国，自1896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的制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在欧洲，随着欧盟的“98/27/EC指令”的制定[2]，各成员国在其国内法中就消费者保护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等问题纷纷作出了规定（有些国家在该指令发布前即确立有此制度）；[3]而在亚洲，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亦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了类似制度。就台湾地区而言，其1994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53条对消费者保护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而200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44-3条又对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作了一般性规定，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团体不作为诉讼制度，但相较于其他有关国家的立法与实践，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拟对台湾地区的团体不作为诉讼制度予以初步考察，以便为大陆地区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

　　一、公益团体所提不作为诉讼的性质界定

　　台湾地区“消保法”第53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官或消费者保护团体，就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本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之行为，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前款诉讼免缴裁判费。”[4]此种诉讼，学界称为不作为诉讼或不作为之诉。根据该条第1款的规定，可提起不作为诉讼的适格原告包括消费者保护官和消费者保护团体，其立法理由是：“消费者保护团体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消费者保护官为推动消费者保护事项之主要人员，为发挥功能，应使其得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不作为诉讼权。”[5]而台湾地区“民诉法”第44 -3条则规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前款许可及监督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2003年台湾地区“民诉法”修改时增设该条的立法理由是：“因公害、商品瑕疵或其它事故所生之危害，有时具继续性、隐微性或扩散性，其受害人常不知或无力独自诉请排除侵害，致使社会大众权益持续受损而无从制止，实有必要扩大公益法人之功能，使其得以自己名义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爱于第一款规定公益法人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有提起不作为诉讼之权。”[6]可见，台湾地区分别从“消保法”之特别法和“民诉法”之一般法的角度对公益团体法人提起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

　　消费者保护团体或其他公益团体依照上述条款对企业经营者等违法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乃法律就当事人适格所作的特别规定，但关于该类诉讼的性质问题，理论上则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公益团体系基于其自身固有之权利（不作为请求权）而提起诉讼，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其系基于法定的诉讼担当而提起诉讼。

　　（一）固有权利说

　　该说认为，消费者保护团体或其他公益团体依照“消保法”第53条或“民诉法”第44-3条提起的不作为诉讼，系基于“消保法”和“民诉法”之规定而归于消费者保护团体固有之权利（即不作为请求权、制止请求权），是法律基于社会公益之目的而赋予之权利，并非出于公益法人团体之社员或受害消费者之授权，亦非法定的诉讼担当。[7]其主要理由在于：

　　诉讼担当情形下须有特定的被担当人，而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并不符合这一要求。主张者认为，民事诉讼必有特定的当事人，亦即何人与何人间有私法上权利义务之争执，若无特定的当事人，即欠缺诉讼主体，判决效力及于何人即不明确；在诉讼担当的场合，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的主体，与诉讼程序上的主体虽非相同，但除名义上当事人以外，必有特定的潜在当事人存在，例如在被选定人为选定之当事人起诉时，必有特定的选定人（任意诉讼担当），破产管理人为破产人提起诉讼时，亦有特定的破产人存在（法定诉讼担当），均有其特定的潜在当事人。就“消保法”第53条而言，消费者保护团体对企业经营者提起不作为之诉，乃系为不特定消费大众的利益，潜在的当事人乃为不特定的消费大众，究系担当何人之诉讼，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何人，均不特定，应与诉讼担当的本质不符。故法律规定消费者团体可提起不作为之诉，乃为保护消费大众的利益亦即公共利益，而赋与消费者保护团体之不作为请求权，其请求权乃由法律直接赋与，并非他人传来的权利而由其担当，无庸藉诉讼担当的法理说明其起诉的依据。[8]亦有学者认为，民诉法上基本原理仍系基于个人权利以自己行使和处分为原则，除有例外情形（例如破产等）而承认法定诉讼担当外，原则上欲为他人权利而为诉讼实施行为者，应具有正当的事由；而对于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问题，如理解为法定诉讼担当，则其正当化的根据是存在疑问的，也即仅以消费事件的特性或公害事件之性质等因素而论证法定诉讼担当制度的正当化，实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9]

　　固有权利说更利于消费者或受害者的权利保护。就“民诉法”第44-3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来说，该条之立法理由将公害事件亦纳入适用范围，其对被害人权利的影响甚大。对于公害纠纷上，被害者依“民法”第793条、第767条等规定即可能具有不作为请求权[10]，可提起不作为之诉。然此等被害人可能每日均须受公害煎熬，利害攸关，是否适宜认为他人（法人）未经其同意即得以法定诉讼担当方式进行诉讼，实有可疑。如以法定诉讼担当性质理解“民诉法”第44-3条之建制，则在公益团体败诉时，将造成被害人重大损害，其诉讼程序权与合法听审权将受到侵犯。若采取固有权利说之立场，则其它团体或被害人（尤指公害事件者）之另诉，不能认为系与某公益团体所已提之诉为同一事件，应无重复起诉之抗辩的问题，一般受害人及未参与前不作为诉讼之其他团体的合法听审权将得到充分保障。[11]

　　固有权利说与防止裁判矛盾及诉讼经济原则并非不能协调。法定诉讼担当说质疑固有权利说的理由之一是后者难以防止裁判矛盾和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因为如认为不作为请求权归属于公益团体，则多数公益团体各自可就同一违法行为同时或先后提起不作为诉讼，而不受重复起诉或既判力之抗辩。[12]固有权利说则认为，就防止裁判矛盾和实现诉讼经济的角度而言，在承认公益团体之不作为诉讼乃公益团体固有权利之理论下，并非无建构趋于较合理与符合目的性之理论的可能性，例如尽量并案审理、判决效力予以适当扩张、适当利用诉讼告知和诉讼参加制度等。[13]

　　（二）法定诉讼担当说

　　该说认为，消费者保护团体或其他公益团体依“消保法”第53条和“民诉法”第44-3条规定提起不作为之诉时，系居于法定诉讼担当者之地位；实体上的不作为请求权归属于受违法行为影响所及的多数人之集团及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团体，而非以该团体为独立的归属主体。[14]其主要理由是：

　　台湾法不同于德国的《不作为诉讼法》的规定，不宜参照德国法的规定加以解释。德国2002年施行的《不作为诉讼法》第3条第1款明文规定，该法第1条、第2条规定的不作为请求权与撤回请求权系归属于以下机构：（1）该法第4条所列出的适格机构以及欧共体委员会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1998年5月19日通过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不作为诉讼的第98/27/EC号指令第4条之规定所列目录上载明的机构；（2）促进工商业利益的有权利能力的团体；（3）工商业协会和手工业协会。[15]但台湾地区的规定与德国法的规定不同，其“民诉法”第44-3条并未明确地将不作为请求权在实体法上之归属主体有所规定，仅承认公益法人团体可提起不作为之诉，而该条的立法目的一方面系为减轻受害人单独遂行诉讼的负担，另一方面系为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避免个别诉讼系属于法院时可能产生的裁判矛盾，可以说是诉讼法上制度。至于“消保法”第53条第1款，其虽为特别法上之规定，但自立法理由以观，应当认为实体上权利主体仍为消费者，而消费者保护团体或消费者保护官系基于保护消费者之功能目的，经由法律赋予其“得以自己名义”“独立”提起不作为诉讼之权限。[16]总之，就团体提起不作为诉讼问题而言，台湾法之规定与德国不作为诉讼法的规定在公益团体法人遂行诉讼的要件及立法理由方面未尽相同，不宜径将德国法之理论原样移用于台湾法。[17]

　　公益团体所保护的系多数人之集团性利益，其诉讼遂行权系基于法律授权。法定诉讼担当说认为，团体诉讼所保护的法益非个人法益，而是作为“多数人利益”之集合体的“集团利益”或“集团权利”，其实体法上之归属主体系受违法行为影响所及的多数人之集团及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团体，而公益团体系基于法律授权而享有起诉权，居于法定诉讼但当人的地位进行诉讼。具体而言，该说认为，“民诉法”第44-3条和“消保法”第53条所保护的法益乃多数人权利之集合体，而与“个人权利”有别。就民法上不作为请求权而言，其主体虽为个人，但在多数个人的同类权利受同一行为所侵害或有侵害之虞，且受影响的个人可能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或某一区域，具有扩散性而无法一一特定时，为能有效保护多数同类之权利，传统民诉法上仅着眼于个人权利保护的程序制度已不足以因应，遂有必要承认“集团利益”或“集团权利”之概念，以便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而集团利益或公益在实体法上的归属主体既非团体本身，亦非个人，而系包含公益法人团体在内的全国人民或同类利益者之集合体。[18]此类利益的保护，因受影响或被害之个人所受损害常属轻微，以至于欠缺遭受侵害之意识，或因损害轻微，在经济、时间上不值得由个人提起诉讼或因个人的能力不足而在诉讼上无法与对造之企业相抗衡，但立法上不应放任侵害行为人继续破坏社会生活之法秩序，并可能使损害扩散，因而有必要承认由具有法定要件的特定团体得提起诉讼，以维护公益或集团性利益。[19]由于集团利益或公益在实体法上的归属主体既非团体本身，亦非个人，因此，如未经利益归属主体之全体的授权或立法者在法律上的授权，公益团体法人仍不得仅基于其章程目的，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或保护环境而提起诉讼。然而，如由集合体中全体的权利主体予以授权，使团体取得诉讼实施权，显然不可期待且不可能，所以“民诉法”第44-3条基于一定之立法目的，由立法直接赋予公益团体提起诉讼的权限，以期有效保障多数人的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故合于“民诉法”第44-3条规定而起诉的公益法人团体，系基于法定诉讼担当人之地位。[20]

　　固有权利说对于条文规定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消保法”第53条规定的享有诉权的主体除了消费者保护团体外，还有消费者保护官，如认为消费者保护团体系基于该条而为实体权利之归属主体，则同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保护官是否亦为实体权利主体，实不无疑问。[21]另者，如果把“消保法”第53条规定理解为消费者保护团体享有固有的不作为请求权的话，那么“消保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起诉就有点赘文了，而且同条规定提起诉讼需经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行使自己的权利还要别人的同意，这一点也不容易解释。[22]而对于“民诉法”第44-3条的规定，认为公益团体本身即为实体权利主体之论者，一方面无法说明，何以在台湾地区民事实体法上就团体之实体权利未予以规定，仅规定于民诉法上；另一方面亦无法说明，既然实体权利之归属主体为团体本身，则又何必在诉讼法上另行规定其提诉权，因为实体权利主体通常即享有提诉权，不待法律特别规定。换言之，若认为公益团体法人本身系个别、单独地享有实体法上不作为请求权，则团体基于其实体法上权利，本来即可为自己之权利而起诉，而无须在民讼法上另为规定，赋予其诉讼实施权。[23]

　　法定诉讼担当说可以更好地避免重复起诉，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因为企业纵然有重大违反保护消费者规定的行为或侵害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同一个违法行为的制止请求应该只有单一而已，所以不同的团体如果对他分别起诉的话，可能构成同一事件重复起诉，违反重复起诉之禁止原则，而且如果一个公益团体进行诉讼的结果，得到确定判决的话，那么依照“民诉法”第401条第2款的规定，判决效力应该也及于其他公益团体或消费者，所以，法定诉讼担当说解释的结果，可以贯彻诉讼经济原则，保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如果认为公益团体有固有的不作为请求权，则比较难以避免不同的团体分别就同一违法行为提起的不作为诉讼，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24]对于固有权利说所主张的可通过并案审理等方式实现诉讼经济和避免裁判矛盾之理由，法定诉讼担当说认为，合并审理的前提在于事件系属于同一管辖法院，而台湾“民诉法”并未就环境公害事件或消费者保护事件另有专属管辖之规定，[25]就同一侵害行为可能在不同的法院均有管辖权，且亦无如美国法上所承认的移送（transfer）制度，在数个有管辖权的法院所系属的数诉讼事件，如有相同或类似的案情，得移送至其中一有管辖权的法院合并审理，因此，如事件系属于不同法院时，仍无法合并审理，即可能造成裁判矛盾，且不符合诉讼经济。[26]

　　之所以存在上述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消保法”第53条和“民诉法”第44-3条对于不作为请求权的归属主体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其“消保法”第53条中只是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就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本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之行为，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且“民诉法”第44-3条中只是规定公益团体法人“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故从条文表述上看，不能明确得出消费者保护团体享有实体上不作为请求权的结论，似乎仅仅是赋予其诉讼实施权，属于法定诉讼担当之性质。但对于上述规定及其立法理由，有学者认为其亦难以得出将实体上权利主体归结为消费者之结论，因为在此类情形，消费者经常并无何等实体上不作为请求之权利，例如禁止使用某一定型化契约条款，或禁止将某一妨害卫生的产品在商场上架贩售等，既然如此，又何有权利被担当可言？[27]其实，关于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属于何种性质的问题，德国在过去也长期存在着争议，[28]但其2002年施行的《不作为诉讼法》则明确规定不作为请求权系归属于有关团体，该团体系基于权利主体的地位而享有诉讼实施权，从而终结了长久以来的解释上的争议。而日本2006年修改的《消费者契约法》在增设消费者团体之不作为诉讼制度时，在第12条等条款中也明确将不作为请求权赋予适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29]因此，为避免争议，台湾地区有关立法部门似有必要对上述不作为请求权之归属主体作出相应界定。

　　二、公益团体提起不作为诉讼之要件

　　台湾地区“消保法”第53条和“民诉法”第44-3条规定公益团体可提起不作为之诉，但对于什么样的公益团体可提起诉讼以及提起该诉的程序等问题，相关法律作出了规定。

　　（一）“消保法”规定的不作为之诉的要件

　　消费者保护团体须具备法定资格。根据台湾“消保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提起该法第53条之不作为诉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须具备以下条件：（1）须属于具备法定条件的法人。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是社团法人，也可以是财团法人。如果是社团法人，须社员人数达500人以上；如果是财团法人，须登记财产总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须许可设立3年以上。对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设立年限作一定要求，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团体长期致力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积累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经验，同时也可防止社会成员为提起某项诉讼而专门成立某个消费者团体。另据“消保法”第49条第3款的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关于其提起的诉讼，有不法行为时，许可设立的主管机关应废止其许可。（3）须设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根据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37条的规定，所谓“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是指该消费者保护团体专任或兼任的有给职或无给职人员中，具有下列资格或经历之一者：曾任法官、检察官或消费者保护官者；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或其它执有全国专门职业执业证照之专业人士，且曾在消费者保护团体服务1年以上者；曾在消费者保护团体担任保护消费者工作3年以上者。（4）须经申请“行政院”评定为优良。这一要件一方面可以尽可能保证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消费者保护团体的引导和间接控制。根据台湾地区2012年7月6日修订的“消费者保护团体评定办法”第4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认为其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成效卓著，并符合下列各项规定者，得附评定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向“行政院”申请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之评定：（1）许可设立满3年以上；（2）其为社团法人者，社员人数500人以上；其为财团法人者，登记财产总额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3）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3人以上。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经撤销优良评定者，应于撤销届满3年后，始得为前款评定之申请；经废止优良评定者，应于废止届满2年后，始得为前款评定之申请。该评定办法还对评定的规则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评定为优良的，由“行政院”颁予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证书，并予公告及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同时通知各级主管机关及各级法院；被评定为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的，其有效期间为2年；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在该期间届满前4-6个月内，可以再申请优良评定。

　　须取得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消费者保护团体提起诉讼时，须经过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这一要件的目的在于防止消费者保护团体滥诉。根据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官执行职务应行注意事项”的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应向具有相应管辖权的消费者保护官提出申请，后者应就具体个案逐案行使同意权。依照该法令第42条的规定，消费者保护官接获申请同意案件时，应查明申请人是否符合下列要件：法人资格；社团法人之社员人数在 500人以上，或财团法人之登记财产总额在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设立3年以上；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经“行政院”评定为优良；以消费者保护团体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提起消费者损害团体诉讼时，须受让20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30]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其它法令规定事项。在审查时，消费者保护官可进行必要的调查；经过审查后，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同意或不同意之决定。

　　须委任律师代理诉讼。台湾地区“民诉法”并未采取律师强制代理主义，但依据“消保法”第49条第2款的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依同法第50条和第53条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应委任律师代理诉讼；受委任之律师，就该诉讼，除得请求预付或偿还必要之费用外，不得请求报酬。所以，该类诉讼采取的是律师强制代理主义，而不得由为原告之消费者保护团体自为诉讼行为；未依该条委任律师为代理人的，乃起诉程序合法要件有欠缺，审判长应依“民诉法”第249条第1款裁定命为补正，逾期不为补正，应以其起诉程序不合法为由裁定驳回原告之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