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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析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异同与关联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人事争议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建立之始就便有之，人事工作中存在与发生的矛盾、分歧与争议无时不在。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人事问题上发生的上级与下级之间、人员与领导之间、人与机构之间、单位与人事机构之间、人事部与地方人事厅局之间存在与发生的争议、矛盾基本上通过党组织、行政命令、政策、甚至个人权利威望与影响力来解决。这些人事矛盾基本上在内部消化，几乎从未没有公开。而到了九十年代由于政治与民主法制进程加快，以及人事制度改革提到国家改革部署日程上来，随着人事制度的悄然进行，这种矛盾日益公开。此时人事部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人事争议日益增多。这些争议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势必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正及时地处理人事争议，强化人事部门的监督、保障职能，妥善处理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跨地区的人事争议案件，人事部以人发 [1996]46号《关于成立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05-24】》，该文适用人事部关于印发《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5-08-11】为依据，随后人事部又下发人发[1997]71号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1997-08-08】以及人事部以人发[1999]99号 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和《人事争议仲裁员管理办法》的通知【1999-09-06】 这一时期，人事部公开提出了“人事争议”这一用词，真正意义上的人事争议处理实际并未开始，“人事争议”并不具有法律特征，人事部的这些文件并没有任何制定的法律依据，更无具体程序上、实体上可适用的国家法律。人事部在这方面只是下一下文，完全停滞不动。另一方面广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基于内部行政文件则并不看好人事部所谓的“人事争议”来解决争议，因此这些文件仍属于政策文件或称政策性行政文件。
　　国务院以 国办发[2002]3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02-07-06】》，并指出：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是用人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重要措施，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国办发[2002]35号是针对国家事业单位的，而国家机关并未“触动”，但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正式拉开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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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题由来 ]
　　国办发[2002]3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02-07-06】》正式下发后，各地开始制定人事争议仲裁的细则（办法）来配合这项重要改革。在之前不少地区已制定出台的，也做了必要的修改。在此期间，也有极少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依据人事仲裁规则向当地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诉。由于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设在人事行政机构内，所依据的仲裁规则是人事部门根据人事部文件所制订的政策文件，人事争议仲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样的人事争议仲裁完全是政策指导下的行政行为。直到2003年9月5日媒体上公布了并于同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得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有了接轨，人事争议案件诉讼方有法可依。
　　此时，人事争议仍延用了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裁两审制”，似乎问题有了出路。但是，这种接轨是形式上的接轨，而不是实质上的，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接轨。此时出现了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变化，各方面依然如故，而人事争议案件诉讼则适用《劳动法》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此时各地不少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为有了司法解释，官司可以得到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裁决，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当事人对这种两脱离的接轨可能带来的恶果以及诉讼的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心理准备，其仲裁申诉往往被人事仲裁委以“不予受理”对待，而当地法院又以“没有受理依据”而不予受理，更有甚者先受理，然后再“驳回起诉”来“封杀”，这些做法让申诉当事人苦不堪言。
　　出现这样的怪现象，除了部分案件系受理机关与人民法院对个案错误的处理外，没有弄清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之间的区别、共同点以及相关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对这类问题作一个粗浅分析，着重引出人事争议案件的管理与受理、法律适用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方式。
　　本文系人事争议目前存在的现实、现象与问题的纯学理讨论，并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设性作一次尝试。

　　一、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共同点：
　　1、争议常见的起动一方当事人（申诉主体），往往表现为仲裁申诉人均为劳动者。争议当事人另一方（被申诉主体）为企业、单位，往往表现为仲裁被申诉人。应当说，在我国《宪法》保证下，工厂工人职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军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用工、农民工、艺术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企业家等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他们之间仅仅是从事的职业岗位不同。
　　2、在相对于企业、单位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劳动者都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3、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现行程序法律均适用“一裁两审制”，即要启动司法程序提起诉讼必须经过仲裁这个前置程序。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这两类争议案件均适用《劳动法》。并且均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基本上是由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庭来审理人事争议案件。
　　5、两类仲裁委均设在国家行政机关（劳动主管机关与人事主管机关）内，一般为其处（科）级单位。
　　6、两类合同凡是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范围所包容的争议事项都是非常宽的，所能提出纠纷争议的事项，可形成诉讼的案件非常多。

　　二、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别：
　　1、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企业、单位相对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序的权利不平等因素。
　　2、建立关系的合同的表现形式不同：人事争议与工作人员之间是聘用合同关系，解决的是“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劳动争议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解决的是“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不论那类合同，凡是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范围所包容的争议事项都是非常宽的，故有法官认为“以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来界定人事争议范围太大”。
　　3、国家实现管理职能的主体以及管理关系不同：人事关系是国家人事行政管理机关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法律关系。劳动关系是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监督各类企业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主的一种非直接利害关系的监督关系。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与、各类企业、劳动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行政法律关系。
　　4、由于我国多年的体制，凡属于人事部门下达人事编制、受其管理的是干部；凡属于劳动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单位的职工均为工人。
　　5、在我国实行劳动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全员劳动合同制近20年后的现代企业组织中，一般情形下没有干部身份的人员存在，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完全的劳动合同关系，即劳动用工关系。发生劳动争议只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而事业单位中的人员情形就比企业复杂得多，其中有国家事业单位干部（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有聘用制干部（有称合同制干部，社保机构认为，这类干部应当与工人一样参加养老保险，实质上就是工人，类似于国营企业改革前的以工代干的情形。但聘用制干部仍是人事部门下达了编制的人员）、有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社会聘用人员、固定工、临时工等类别，这些人员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的合同关系所联系，其工资待遇、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这也产生了不同的用人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后，一般是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方可到人事争议仲裁委进行申诉（但目前已不是单一的这种情形），其他人员应作为劳动合同关系或视为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
　　6、目前事业单位的界线已逐渐变得模糊与不清晰，部分非国家正式事业单位享受事业单位待遇或模式经营的如民办学校，或称民办非企业单位如驾校、民办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笔者注：目前税务、社保机构将律师归入私营企业类管理对待）。一般事业单位由民政部门核准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照，而原作为事业单位的律师事务所则一直由司法行政机关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而无《事业单位法人》证照，但组织机构代码证上原属于事业单位，现已不属此列。可以这样认定凡持有《事业单位法人》证照的单位均系事业单位，只是这些事业单位中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不同，如学校事业单位，对全民所有制学校一般称为“公办学校”，而非全民所有制的学校一般称“民办学校”，或“社会力量办学”。而企业均应由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核准颁证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只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称之为“公司”，相对，一般工厂、经济组织则称之为“企业”。
　　7、劳动争议解决的是由劳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劳动关系。而人事争议解决的是人事政策文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上的部分人事用人及其他关系。在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部行政处分争议，而企业中一般表现为劳动关系，而不表现为企业内部行政关系。

　　三、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关联：
　　1、关于两类争议均适用《劳动法》是否适当的问题。
　　从宏观上说，本文前述各类人员均为社会劳动者，这点应当没有分歧。而为何在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会存在困难，有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分”不易区分所致，因此他们提出只能“参照适用劳动法”的观点。
　　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也是目前我国从事制度现状的所带来的问题。即劳动关系中，企业与职工之间存在的是劳动法律关系，而调整这一关系的法律法规及配套规范业已基本建立。而人事制度中，基本没有一个可供适用的法律，执行的基本上是人事部、厅、局三级的人事政策性文件规定。而这些文件必然与劳动法律法规处于对立、冲突、相悖、甚至是对抗的。解决这一相关问题，唯一办法，在人事制度改革中逐步地、分类地依据《立法法》制定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来替换先前的政策性行政文件。在方面，实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制、工伤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已进行尝试向《劳动法》靠拢，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统一适用法律的结果，只是聘用合同制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伤保险具体规定尚未出台（注：这些规定必须由国务院发布方为行政法规），由于人事争议往往是劳动者对事业单位适用人事政策性文件所致的结果不服所致，仲裁与诉讼的焦点必然落在对这些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的认定之上，而这些文件必竟不是法律，人民法院认定必然有难度。因此人民法院感到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非常棘手。
　　另一方面，人事部于2003-09-29（2003年12月方予公布）出台国人部发〔2003〕30号《关于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该《规定》（注：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确定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关系，表明人事争议仲裁进一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也对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建设和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开展将产生重要作用。”、“各地仲裁机构要积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就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接轨后的工作衔接问题，如受案范围和管辖的确定、强制执行的申请程序、仲裁案卷的移转等进行协商，确立相关的衔接和协调机制，制订有关的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能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通知》仍存在两个方面问题，（1）、回避了适用《劳动法》问题；（2）、对于原人事政策文件与法律如何“衔接”，也没有作任何实质性工作。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比较困难的现状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2、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关联：
　　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是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实质反映，这一点无法回避。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劳动关系是雇用关系、劳资关系，即劳动者的义务是做工，而权利仅仅是挣钱而已。而人事关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与身俱来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对应权利与待遇关系。因此，认为“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在法律价值、基本原则上均有所不同”。这里暂且不讨论这种观念的对与错，人民法院的编制、任命由人事部门（当然还有组织部门）掌控，最高人民法院也无他法的现状等因素。但这种观点至少反映出部分人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无疑难于保证公正、公平的对待案件与案件当事人。
　　劳动关系是由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用工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来的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人事关系是事业单位通过国家人事行政机关依据人事政策文件规定建立起来的关于劳动权利义务以及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函[2004]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提到“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这里暂且不做出包含劳动权利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的推定，但它至少清楚表明了人事关系中包含了劳动权利与其他非劳动关系的权利，这些权利中的主要部分是劳动权利，这也表明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存在着基于劳动权利为基础的必然关联。
　　从前面对事业单位人员种类现状的分析可见，实际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现已被锁定，除新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退伍军人、事业单位之间人员调动等情形进入事业单位外，基本上编制不会增加。不少事业单位在用人问题上基本采用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法来解决人员不足与专门人员需求问题。这类人员与企业用工实质上没有本质或法律上的区别。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凡与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与事业单位发生争议均可到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诉，对这类人员发生的争议适用《劳动法》应当是可以的，这实际上突破了“凡具有人事编制的”限制。今后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员工之间大致可采用两种合同（即聘用合同、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者表现为“人事关系”到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诉，而劳动合同者反映为“劳动关系”的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此时两类仲裁已没有实质区别，近日南京市的一起人事争议案件中，单位是在工商注册的企业，但所与员工签订的合同，单位到人事局进行了合同鉴证，故当事人只好以此合同到人事争议仲裁委去申诉，这一案例证明了劳动合同与聘用合同没有实质区别，反映了两类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一点。
　　3、劳动法律法规与人事政策文件的关联：
　　由于人事制度政策依据的现状与下级法院的反映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30日出台了法函[2004]30号司法解释性司法文件《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而该文至今未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出，《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网》均未刊出，到是国家人事部网站最先最快独家予以刊出，随后地方部分人事信息网站也随即刊出，这不难看出人事部对此司法文件的欢迎态度。
　　法函[2004]30号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这第一条规定似乎将劳动法律法规与人事政策文件作了一个协调分工，但实质是对其存在的内在关联作了一个分割。
　　借此机会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条规定使用了“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实：（1）、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关于人事争议仲裁办法（规定），均没有援引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就连被认为的制定最为成功的《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也没有援引任何法律，而巧妙的称“为公正、及时地处理人事争议，保障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为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8日出台的 法[2004]96号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考虑建国后我国立法程序的沿革情况，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按这一《纪要》有“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规定，在《立法法》施行后至目前国务院并未出台有关“人事方面”的行政法规，既然如此，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只有过去出台近十年、甚至超过十年之久的政策文件规定可用。即便是这些人事政策文件规定中有部分属于“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那么在庭审时又如何区分呢？
　　而正确适用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得于正确适用的前提条件，按照法函[2004]30号第一条规定会出现两种有意思的情形：（1）、这里暂不论人事部的人事政策文件是否正确、是否可适用于现在状况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以《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作为程序运用去保证人事政策文件正确适用。（2）、《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身由程序法律规范与实体法律规范组成，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可适用其中的劳动程序法律规范，那么适用劳动实体法律规范基层人民法院为何会感到“适用困难”，从而得出“审理人事争议一概适用劳动法势必产生问题”的结论而要求“参照”呢。不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起草者必竟是专家，他们给出了一条变通路子，即“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来适用劳动实体法律规范。这样既可以缓解基层人民法院的“困难”，也给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一条法律适用的路子与法定适用依据，但其中仍带着一个人事政策文件与劳动实体法律规范适用冲突的矛盾。

　　四、人事争议起诉案件与劳动争议起诉案件在管辖与受理方面的关联：
　　1、仲裁与诉讼的管辖：
　　　　　　　　　从一案看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区分
　　　　　　　　　　　　　　　　　——西安选调笔试纪实四

　　2011年8月14日，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政法系统以外的人员，参加了西安市灞桥区法检面向全国公开选调笔试，几道试题都让我耳目一新。现将其笔试最后一道试题介绍如下：
　　“1994年3月18日，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与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同林公司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同林公司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因为后者发现，前者竟然在自已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地盘推井场（该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第一采油厂的），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同林公司撤离现场。1997年5月，同林公司以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据查，同林公司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第一采油厂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请你结合民法添附理论写出判决主文和本院认为，本题分值20分。”
　　由于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已经有三年没有系统看过民法原理、民事基本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六年没有像当初做法庭书记员那样去打印民事判决书了。加之我们当地没有油田，对相关情况并不怎么清楚。在考场作答时，我只想到了司考考试培训时曾经做过的一道加工试题，故将错就错作如下回答：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994年3月18日，原告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以下简称“同林公司”)与第三人X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石油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第三人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原告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原告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1997年5月，原告以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被告起诉到本院，请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原告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所谓的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的。原告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被告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本院认为，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未尽到合理注意之义务，造成原告在被告划定矿区内打井的越界行为成为既成事实，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而原告在被告划定矿区内一连打钻三口油井,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属于民法原理中所称的“添附”。根据民法原理，添附是指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另一种新形态的财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则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问题。结合本案，原告的行为属于民法添附方式中的加工，原告为此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已产生经济价值，对于该加工物油井的所有权依照法理应归原物的所有人即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并给加工人即原告同林公司以一定经济补偿。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接收油井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应该是补偿，对其主张部分予以支持。
　　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本院认为石油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遂依职权将其追加第三人。根据庭审确认的证据及三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联合开采石油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基于对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而在其划定的A区进行油井钻探，对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原告本身没有过错。而第三人错误地将不属于自己有权划定的矿区划给原告勘探开发，第三人对原告的损失应该承担适当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同林公司所打同一井、同二井、推同三井的井位及抽油设备归被告第一采油厂所有，被告第一采油厂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内与原告履行产权交接手续；
二、被告第一采油厂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补偿原告同林公司经济损失140万元；
三、案件受理费2万元，由第一采油厂负担70%，由钻采公司负担30%（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XXX
审判员 XXX
审判员 XXX
XXXX年XX月XX日
书记员 XXX”
笔试成绩出来后，落榜的我发现自己的思维逻辑与一名真正的审判员确实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重新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终于发现之前我在这个题目上的回答存在如下不少纰漏。为了不误导读者，经过多天请教同仁和查看法条后，我对此题重新整理出如下解析：
1、经多方查找资料和求证，此试题的设计是依据陕西省一起长达十余年的民事诉讼案件（题目中所述的三方当事人均系陕西省内的法人组织）为蓝本的，该案先经过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当事人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相继作出二审判决；当事人仍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此案进行了再审；谁知当事人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要求翻案，全国人大代表也向最高人民法院交办这个案子。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慎重起见，经电脑随机分案确定提审此案的承办法官，又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调查分析，于2007年12月作出终局判决，彻底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判决，当事人得以扬眉吐气！。 [1]通过我的一番介绍，相信各位读者不难明白，这道试题如果能够答好，那么应试者要么是读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考生，要么是接触过类似改判案子的西北地区法院考生，要么就是具有丰富审判实战经验的资深法官或者法学硕博！
2、本题中所提及的我国民法中的添附制度，司考专家李建伟在其所著《民法60讲》[2]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关于添附物的物权规则，《民法通则》、《物权法》均未置半言，令人不胜感慨”。那么作为一名法官，审理这类案件是否就无法可依了么？非也！李建伟先生提到：“《民法通则意见》第86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既包含了添附的物权效果规则（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更体现了上述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则（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对于恶意添附行为，一般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86条来处理”。这样一来，处理此案似乎就有了一个法律依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是基于当初制定《民法通则》“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于本案的处理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3、本题的难点何在？通过阅读北大法意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的《立案工作指导•2008年第1辑总第16辑》[3]第143-154页的评析，我发现本题的难点不在于题干中所问及的添附到底是混合、附合或加工（因为笔者之前看了网上不少关于此案的论文，一些作者至今还在为此案到底属于添附中的哪种性质而喋喋不休[4]。而笔者自己在考试时受到以前司法考试培训班一道加工模拟题参考答案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正应了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的一段名言：“初学者对于实例，常不求甚解，偏重记忆，故在考试时不免凭借记忆，搜索曾经做过、听过的题目，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企图以此作为解答的样本应强调的是，具体的案例事实，殊少雷同之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务必审思明辨。法律上实例，犹如数学演算题，不可徒事记忆，非彻底了解其基本法则及推理过程，实不足应付层出不穷的案例。实例研习的目的乃在于培养思考方法，去面对处理’未曾遇见’的法律问题”[5]），而在于这种添附到底是恶意添附还是善意添附！
而对于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如何区别的问题，规定最早且最详细的是古罗马法（详见我国研究罗马法的前辈周??的《罗马法原论》上册[6]和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法学阶梯》[7]。而当时的罗马法，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只对结合、融合、混合、混杂、种植、建筑、不完全加工和完全加工等几种情形规定了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对于本题中所述的在现代意义上的油田矿区打错出油井的问题。笔者试图套用古罗马法学家们的完全加工理论，却发现照此处理的结果却是“加工后的物品归加工人所有。加工人善意的，应向材料所有人补偿加工时原材料的市价；如为恶意，则他除偿付材料价值外，还应当赔偿材料所有人的一切损失；原材料为盗窃所得的，则按盗窃罪论处，罚付四倍于材料价值的罚金”。 但是，这样的处理结果，换到今天写到民事判决书中去，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罗马法上的添附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添附理论存在不少出入和差距，如果让盖尤斯来断我所提到的这个案子，他的案子很有可能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就地改判。我这个考题背后的现代添附理论与罗马法上的添附制度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最近又拜读了中国私法网转载的徐国栋教授大作《画落谁家?——处理用他人材料绘画问题的罗马人经验及其现代影响》，在该文中发现徐教授对与我所提到的“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问题极为相似的一个盖尤斯《法学阶梯》推论，即“板添画”问题，徐教授似乎认为：“盖尤斯的文本以诚信与否定画家取得画幅的可能，如果他恶信取得画板，不仅不能取得画幅，而且要吃盗窃官司。” 另外，徐教授还类比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常有的情况：“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就有作画于他人之扇的传统，文人若与扇主就画的所属发生争议，就发生了盖尤斯问题的中国版。何以处之? 在本文设定的情形，应适用扇添画原则，扇画归画家，但他应向扇主支付扇价，并以他诚信占有他人之扇为条件，画质低微、扇价昂贵的情形除外。如果画家恶信占有他人之扇而画之，则扇画归扇主，但他也应向画家支付公正第三人估定的画资，否则以《民法通则》第92 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处之。”而我所提到的“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问题，根据案件点评人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对现代添附理论的理解，却是：“依据民法原理，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知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法律后果，恶意行为人不仅要返还原物，而且得损害赔偿；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在这里，我发现，罗马法在恶意添附问题上似乎只注重了一个盗窃诉和不当得利的问题，对于陕北的这起“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案件，罗马法是不会想到损害赔偿和“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的）。但就笔者所翻阅的我国大陆法学教科书来看，司考权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明星在《民法学》[8]、《民法》[9]、《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10]并未提及，司考专家李建伟在其所著《民法60讲》也是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如果光啃司法考试的老本本，此题是超纲范围，依照司考通说无法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开国在《民法学》[11]中用两个自然段写道；“在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解决争端的协议只要公平合理并出于各方的真意，即使与法律的有关规定相左，亦应确认其有效。如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在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时，应侧重于添附物之合理及有效利用方面，不应苛求添附行为之为善意与恶意。例如，小偷盗窃他人木材为自己房屋之修缮，亦应确定小偷对添附物的所有权。当添附物归一方所有时，就会产生受益一方（取得添附物所有权一方）对受损一方（丧失原物所有权一方）的经济补偿问题。处理这一问题，与处理添附物之归属不同，需要分清添附行为是善意行为或恶意行为。实施添附行为时，如添附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原物为他人所有物时，其添附行为为善意行为；反之则为恶意行为。当添附为善意行为时，无论哪一方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受损失一方都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在受益人所受利益之范围内请求补偿。当添附行为为恶意行为时，如添附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受损失一方可按侵权责任的规定请求赔偿全部损失；如对方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添附人则只能按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经济补偿。”由于司考通说似乎不大提及这个区别，于是我又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查找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的区别。结果我在网上找到了另外两种说法：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西北政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副教授李康宁（现为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CCTV一12]《法律讲堂》主讲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来的：“所谓恶意添附是指在明知他人之物的情况下，而未经他人允许进行的添附行为。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区别在于添附人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添附对象是他人财产，并且是否经过他人允许。如果是恶意添附，在确定损失赔偿责任时，不仅要使恶意添附人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财产被恶意添附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另外一种详细的解释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汪泽在《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12]一文中所提出来的：“善意添附，是指经所有人或有处分权人的同意，对他人的财产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区分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民法意义在于确定因添附所形成的新的财产（由原财产和添附财产组成）的所有权归属。在善意添附的情况下，关于新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一般可根据原有财产价值和添附财产价值在新的财产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来决定。原有财产价值大的，归原所有人所有；添附财产价值大的，归添附人所有，但都应对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予以相当的补偿。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新的财产之所有权原则上仍归原所有人，而且恶意添附人仅就现存的添附财产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当原所有人享有新的财产所有权已无必要时，新财产的所有权归恶意添附人，但原所有人除有权向恶意添附人请求对原财产的经济补偿外，还有权要求恶意添附人赔偿其因添附所受的损失。”
笔者比较了一下，认为这三种说法虽然有所出入，但大体上还是把恶意添附和善意添附的区分说得头头是道的，而王泽的说法应该是迄今为止对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的区别所作出的最完美的回答！
4、本题测试对象是民事行政法官。单从这个题干来看，似乎只需要我们运用民法添附理论作出作答。但是如果只从民法添附常规理论角度入手，分析起来很容易误入歧途，而且是走向比延安中院、陕西高院的事实认定还要错上加错的歧途。事实上，题目中已经暗示这样一个信息：第三人县政府开办的石油公司给原告同林公司划定进行勘探开发的A矿区竟然在早先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第一采油厂的矿区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站在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第三人石油公司肯定存在一个越权许可的问题。因为只要懂一点《矿产资源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第一采油厂的矿区，肯定是持有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的。而第三人县政府开办的石油公司给原告同林公司划定进行勘探开发的A矿区，肯定是没有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的，毕竟国家部委级别肯定大于县政府办的公司的，后者的行为依照常理推断肯定是无效的。另外，正如葵花法律论坛民法版版主JAL所言：“这个问题只用添附恐怕无法说明清楚，添附只解决了物权归属问题，而侵权的处理、不当得利的处理都有待其他法律制度。”因此，将这个试题作为西安市灞桥区法院面向全国公开选调民事行政法官的最后一道题，足以显示命题机构的煞费苦心，其解题难度也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综上这么多分析，那么此题究竟应该如何回答呢？我搜集各方资料整理如下：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994年3月18日，原告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以下简称“同林公司”)与第三人X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石油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第三人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原告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原告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1997年5月，原告以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被告起诉到本院，请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另查明，原告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所谓的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的。原告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被告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享有所有权，对石油开采实行采矿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依法审批并获得采矿许可证，严禁从事石油开采业务，且不得进入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区内采矿。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本院认为石油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遂依职权将其追加第三人。根据庭审确认的证据及三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原告同林公司、第三人石油公司在签订联营协议时，《矿产资源法》已经颁布实施。原告和第三人联合成立的同安公司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前，依法不得从事石油开采业务。对此，原告、第三人应当知道。被告第一采油厂早就获得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国家有关部门给其划定了采矿区域，原告开钻打井的位置恰恰在被告所辖矿区内，故原告的开采行为是对被告合法采矿权利的侵犯，并非原告所称被告第一采油厂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不论所打油井是否出油，原告均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原告于1994年5月开钻打“同一”井后，又打“同二”井，1994年8月3日推“同三”井井场时，被被告第一采油厂护油队发现。被告第一采油厂在发现原告同安公司非法开采石油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使国有矿产资源不受侵犯。据此，被告不仅已经尽到注意之义务，还采取了积极措施对非法开采行为予以制止，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对这段话，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是这样解释的：“由于长庆油田为我国第二大油田，矿权面积达27万多平方公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且本案中原告同林公司打井的区域地处陕北山区，至今尚未修通公路，被告第一采油厂在其周边也没有油井或站所，加之该非法开采行为事前并未按程序进行登记和公告，被告第一采油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及时发现并作出书面“通牒”已属不易，应当认定被告第一采油厂已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及时履行了自己的管理职责，不存在管理疏漏一。“缺乏石油勘探常识和没去过陕西省北部的外地考生和相关读者可以作一参考）。被告作为国有大型石油开采企业，对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均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划进行，以实现对石油资源的科学利用（这段话没有石油勘探常识的人是很难写不出的）。被告没有利用同安公司钻探的油井，该油井已经废弃多年，不存在使用同安公司所打油井应予补偿问题（在此如果能够引用一段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运用非传统添附理论创造性地作出的精彩点评，此题打分将直逼20分！他的点评是：“依据民法原理，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知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法律后果，恶意行为人不仅要返还原物，而且得损害赔偿；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结合本案，原告同林公司是在未取得开采许可的情况下对被告第一采油厂所属的油田进行非法开采的。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石油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有关石油开采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又因事先被告第一采油厂对其行为并不知悉。而原告同林公司对其无证非法开采的事实却是明知的。因此，同林公司的该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侵权行为。本案中，被告第一采油厂即使因原告同林公司的开采受有利益，但该利益并不符合被告第一采油厂的主观利益，经本院查明的事实证明，原告的开采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造成国家石油资源浪费，应当认定该利益并不存在。且原告同林公司作为恶意添附的侵权行为人，其应当向被告第一采油厂负有损害赔偿责任。鉴于被告第一采油厂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本院认为应当驳回同林公司对第一采油厂的诉讼请求”）。原告在第三人所划定区域内所钻“同一”井、打“同二”井、推“同三”井的井位原本属被告第一采油厂所有，不存在接收一说。
原告同林公司与第三人石油公司签订联营协议后，根据X县政府的要求，明确第三人石油公司负责指定石油开采区域。但是，第三人却错误地指定了开采区域，使得同安公司进入被告第一采油厂所辖矿区内打井后被制止。原告同林公司与第三人石油公司签订联营协议时，双方均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也没有约定由哪方负责办理采矿许可证。其联营成立的同安公司既未能取得采矿许可证，又不具备石油开采资格，且越境侵入他人已经取得采矿权利的区域实施石油开采行为，显属违法，被责令撤出开采区域后，原告同林公司已支付的相关行政费用、农用地补偿费用、钻井费用，包括置于地下的抽油设备、雇工费用等均不能收回，从而导致原告发生投资损失140万元。对此，第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9条、第40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同林公司对被告第一采油厂的诉讼请求；
（二）第三人石油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同林公司投资损失98万元（个人估算，是取140万元的三分之二）。逾期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办理；
（三）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用共计2万元，由原告同林公司、第三人石油公司各自承担50％。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XXX
审判员 XXX
审判员 XXX
XXXX年XX月XX日
书记员 XXX ”
以上解析，是否妥当？欢迎各位法律同仁予以指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