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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监管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金融服务与物流服务的创新。2004年，质押监管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为“十大创新物流业务模式”之首。质押监管业务中主要模式之一是动产质押监管。质押监管，特别是动产质押监管的兴起和发展，让人比以往更加关注作为担保物权制度之一的动产质押。有法学家断言，动产质押已经衰落了。情况果真如此吗？间接占有制度在动产质押中是如何体现的？第三方介入后，又是如何实现其相关职能的？
本文试图从移转占有入手，对动产质押与第三方的监管、保管等法律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一、动产质押的占有和间接占有
民法学家王利明先生在《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我国物权法草案》一文中曾断言，担保物权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动产质押逐渐衰落，权利担保不断增长。现代社会，动产质押都已经逐渐衰落了”。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动产质押使得动产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质权人占有动产后，不仅不能产生收益，还要承担保管责任，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王利明先生以某企业将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交给银行质押为例，从而得出结论“动产质押在世界范围内衰落”。
分析王利明先生的论断,主要在于他认为动产被质权人占有了而没有被有效利用。根据我国《担保法》，动产质押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
如果我们照套法条，理所当然是银行直接占有机器设备。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并非如此。因为当前的动产质押贷款中，一般的操作模式是银行授权委托第三方进驻生产现场，对质物进行监管或保管。机器设备仍在正常运转，继续为企业创造价值，银行则按合同约定取得收益。
那银行作为质权人，是怎样对质物实现移转占有的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那就是“占有”。
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与支配。在我国法学理论上，以占有人是否直接占有标的物为标准，占有可以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直接对标的物为事实上的管领力者，为直接占有；自己不对标的物加以直接占有，而是对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的人有返还请求权，因而间接对该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者，形成间接的管理和控制，为间接占有①。例如，在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将其财产出租给承租人之后，承租人是直接占有人，出租人是间接占有人。
对于间接占有基础上的推定是否能够成立权利推定，在法律学说上具有不同的看法。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多有规定，如德国、意大利、瑞士的民法典等。其中《德国民法典》第868条规定“作为用益权人、质权人、用益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保管人或者基于其他类似的法律关系而占有其物的人，由于此类关系对他人暂时享有占有的权利或者负有义务时，该他人也是占有人（间接占有人）”。日本民法学通说认为，有瑕疵的占有也具有推定效力，所以间接占有也可以进行权利推定。②
反观我国情况，我国在担保物权的立法上未能引入间接占有制度，只是在法学理论上有过探讨和研究。当前《物权法》正在修订中，我国对是否应在《物权法》中规定间接占有仍存在很大争议。
从占有及其相关概念发展的趋势来讲，需要间接占有制度的存在。占有概念基于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扩大解释，现代民法理念在对占有人对物的关系上已不仅仅局限于依赖时间与空间的条件。正如有的学者在论述占有的事实上的管领力时所言“占有的成立，无需占有人对标的物为直接的支配、管领，即使对标的物没有直接的管领力、支配力，但是基于法律关系而以他人为媒介者，也可成立占有”。③可见，间接占有法律制度的支持和介入松弛了占有人与物事实上的联系，使占有由直接实际的支配而渐扩大至观念的支配。“间接占有并非对于物为事实上的管领，而是一种观念的占有。”④
我们将间接占有制度运用到上述王利明先生所举的例子中，就可以分析得出，银行对机器设备的占有就是间接占有。由于在生产现场有银行委托的第三方，第三方所从事的监管或保管活动均按照银行的指令执行，银行不对机器设备进行直接占有，而是通过第三方，间接对机器设备有事实上的管领力，这样，整个生产过程和状态都可以在银行的掌控之下。
二、间接占有与第三方的监管、保管职能
根据陈华彬先生对间接占有的定义，间接占有人是对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的人有返还请求权。我们回到先前谈到的，在动产质押监管业务中，引入的第三方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的人是某企业还是第三方？
我个人认为，要分别待之：
一种情况，如果第三方担负的是监管职能，那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的人所指的应是出质人，也就是机器设备所有人——某企业。实施监管的第三方，其实并没有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第三方只是作为媒介和桥梁，在银行和机器设备之间，让银行实现间接占有。
在动产质押监管中，监管第三方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原先直接占有标的物的人——出质人和间接占有人——质权人之间的平衡，两者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说间接占有只是一种法学理论上探讨的话，那么，在现实中动产质押监管第三方的出现，让质权人的间接占有权更有实现的可能性。一旦机器设备所有人，也就是直接占有标的物的人——某企业，对机器设备有违背间接占有人——银行的行为，银行就可以亲自或由银行委托的监管第三方进行处置，直至提出返还请求权。
另一种情况，如果第三方担负的是保管职能，那直接占有该标的物的人就应是第三方。还是要引用《德国民法典》第868条的规定“作为用益权人、质权人、用益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保管人或者基于其他类似的法律关系而占有其物的人，由于此类关系对他人暂时享有占有的权利或者负有义务时，该他人也是占有人（间接占有人）”。第三方充当的是保管人的角色，则第三方就应是直接“占有其物的人”，银行仍是间接占有人。
可以这样说，以监管或保管为已任的第三方的出现，是作为担保物权制度之一的动产质押继间接占有理论引入之后，第二个重大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是由实践推动的罢了。这也说明，市场需要动产质押，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去故纳新，为动产质押的发展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动产质押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三、第三方监管、保管职能异同比较
第三方扮演的监管和保管角色的不同，直接导致的是其实施的法律行为的不同以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第三方在上述间接占有制度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也是迥异的。
那监管和保管究竟有何区别呢？
“监管”中的“监”，在汉语字典中的意思就是从旁察看。监管与保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仍是有区别的。
首先，监管，通常含有监督和管理的内容，但并不是监督与管理两个词的内涵的简单叠加，监管有其特定涵义。国内学者对“监管”的表述为“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⑤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监管是一种干预和控制活动，而不是直接介入的活动。
我国《合同法》中，将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分开列举，但有趣的是，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中实施保管、仓储的一方均指称为“保管人”。仓储合同中保管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
一是给付仓单的义务。保管人应当向存货人给付仓单。仓单是保管人应存货人的请求而签发的一种有价证券，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仓单与我们目前仓储企业的提单是有本质区别的。仓单具有以下两方面效力：一是受领仓储物的效力，二是移转仓储物的效力。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而传统意义上的提单，则只是受领仓储物，而没有移转仓储物的效力。二是接收、验收义务。若因验收发生仓储物不符合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是妥善保管义务。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而非不可抗力、自然因素或货物（包括包装）本身的性质而发生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与保管的上述三项重要义务相比，监管方侧重的是在一旁的监督、督促保管方是否切实履行了诸如给付仓单、接收和验收、妥善保管仓储物（质物）等工作，并不直接从事保管事务。
其次，仓储合同的一个重要的法律特征就是保管人须为有仓储设备并专事仓储保管业务的主体。而监管则不同。目前，我国对于从事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企业并没有明确要求，只要在经营范围中核定仓储之类的经营内容，一般来说就可以了。当然，委托方在选择监管方时，会更多地选择有仓储设备等实际资产企业，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资产保证。
区分监管和保管的意义在于，一是现在无论是出质人，还是质权人，乃至介入的第三方，都在有意无意间模糊了监管与保管的界限。所以，第三方有必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要发生错位。作为监管方，应该是相对超脱的，无须承担应由保管方负担的责任，监管方仅就防控监管风险，承担监管责任。
二是监管与保管，由于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不同，其收益也是大不相同的。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的是“等价服务”原则：对于保管方来说，不要承担的是保管责任，却只得到监管的收益；对于委托人（质权人）来说，不要支付的是委托给予保管的成本，取得的却是监管的服务。
三是除出质人和质权人之外，第三方会出现监管和保管两种角色重合的情况。这是业务的发展趋势，即第三方逐步由纯粹的监管责任向监管、保管责任相混合的方向演化了，仓储方和监管方合为一方，其责任也合二为一。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原先定义的“动产质押监管”这个新业务名称还是应值得商榷的，至少它还没有准确地传达出这一新业务的内在涵义。当然，从该业务的发展趋势看，第三方扮演监管、保管双重角色，与质权人、出质人也有合同约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第三方往往会以仓库或场地租赁、委托仓储保管作业等方式，向第四方转嫁这种义务和责任，但对于质权人（委托人）来说，双重角色的第三方始终是唯一的责任人。
四、动产质押引入“不移转标的物占有” 理论
间接占有制度在我国立法上推行尚待时日。而德国、意大利、瑞士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此已在立法明确规定。本文前面已有论述。更有甚者，法国在2006年3月，对动产质押理论又进行了重大突破。
法国民法典新近对动产质押权作了调整。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336条的规定，质押在当事人间达成书面协议、指明所担保的债务和质押的财产之后，即告成立，不再以物的交付作为要件了。质押的标的扩大，对于未来的财产也可以设立质押。就质押对于第三人的对抗力而言，法案强调的是一种可以选择公示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向债权人或者第三人交付质物的方式。总体的趋势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公示的手段和方法。
其次，法案第2337条承认债务人也可以不转移质物的占有而设立质押，继续使用质物。对于质押的效力而言，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披露其交易行为，不愿意进行公示，也可以选择向债权人或第三人转移质物的占有的方式。
从间接占有理论，到设立动产质押可不移转标的物占有，无须对标的物实际交付，这些都是对动产质押理论的贡献，也是在动产质押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到实践的突破。无论是德国民法典的“间接占有论”，还是法国民法典的“不移转标的物占有”论，我想，主要着眼和解决的是质物的实际效用问题，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质物配置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同时，动产质押理论的发展，也是经济实践活动推动的产物和结果。如果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说法，“动产质押衰落”，那么，国外在动产质押理论上也就没有必要作更新和调整了。试想，今后将这些新理论运用的动产质押监管业务中，可以相信，此项业务将有更大的发展。




不当得利的类型及构成要件

王春胜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这是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独项规定，由于这一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因而，有关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对国内司法实践的指导尤为重要。
　　一、不当得利的类型
　　不当得利以受益人是否知情为标准可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受益人取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是善意不当得利，反之，则为恶意不当得利。因此，我国民法既有理论认为：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只要存在不当得利这一事实，不论当事人意志如何，均应产生不当得利之债。
　　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
　　法学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从理论上阐释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无法律上原因，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没有对受益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进行界定。受益人获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能够成立不当得利，这在我国则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多数学者持肯定说：受益人获利时是否明知无合法根据，对不当得利的成立没有法律意义，这只是确定财产的返还范围时应考虑的因素。而否定说认为，在不当得利中，“从主观方面来看，当事人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利益时的主观状况应是善意的，”并且认为“只有基于善意的主观状况所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财产才能具有不当性，而不是非法性。”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究，而且又因此观点未能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在诸多方面与肯定说藕断丝连，难免自相矛盾，由此对我国民法原有理论的影响效果不甚明显，更未触动民事立法。
　　在我国，将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处理，这不符合设立不当得利的目的。不容置疑，不当得利是社会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民法设立的这一制度的主旨，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以惩罚受益人的不当得利行为为归宿或出发点，不当得利的功能并不在于填补损失，而是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在受益人知情即恶意不当得利中所规定的受益人之返还责任，显然不仅仅为抑制受益人取得不应得到的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还表露了受益人得利行为的思想。因此，在不当得利中，恶意取得者“不论有偿取得还是无偿还取得，应予以返还，并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
　　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是违法行为，不是不当行为。依照通说，受益人知情只表明主观上是恶意，但其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因而应受到道德谴责，而不应受法律制裁。并且，不当得利的发生往往是由受损失人和第三人的过失造成，甚至有的则因自然事件引起，而受益人既没有阻止受损失人和第三人避免过错的义务，也没有遏制自然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把受益人知情认定为违法行为，是不公平的。一行为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固然是违法行为，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遵循时，就应该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衡量其行为是否合法，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民事法律的立法意旨，并充分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功能。
　　三、关于不当得利的独立性和无因性
　　不当得利制度源于罗马法，后来被法、德、日等国所继受。在古罗马，把不当得利按受益人是否知情划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目的是为了使受益人分别不同情况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从而合理有效的保护受损失人的财产权利。罗马法不当得利的分类，与罗马法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有关。
　　物权行为是相对于债权行为而言的。所谓债权行为，就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债权和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以合同居多，他不发生物权的变动。而物权行为则是以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为目的法律行为。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各自独立，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又是就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受债权行为的影响而言的。如果物权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受债权行为成立与否和债权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则为有因，反之，既为无因。在罗马法中，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只要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即使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不成立和无效，也不影响其效力，因而无论受益人受领不应取得利益是否知情都不影响其取得物之所有权，受损失人丧失所有权，并丧失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四、我国法律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
　　我国涉及不当得利制度的现行规定仅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131条)，但都未提到不当得利有善意和恶意之分，把不当得利划分为善意和恶意是民法学界在引进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承包经营权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转包或者承包的无效，这些足以说明我国法律不采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说，而更注重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我国既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为了保持民法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应否认恶意不当得利的存在。可能有人认为，只有我们全盘接受德国法系的民法理论，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恶意不当得利就具备了存在的前提。这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我们应认识到，由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已引起了不少弊端，最突出的表现在，依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的成立或效力应就本身加以判断，不因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受影响。买卖契约即使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没有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以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地位由物之所有人降至为普通债权人，甚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笔者认为，恶意不当得利制度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密切相关，前者的存在是肯定后者的必然结果，而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否认，则应使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也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理论通常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因而，不当得利制度无区分善意和恶意之意义。把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混淆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界限，造成法律适用的重叠，增加了法律规范的弹性。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工作者把握行为的性质，更无益于民法的充实与弘扬。所以，为发挥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功能，达到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真实目的，协调民法理论之间的矛盾，推动民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立法应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即明确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必须以受益人取得财产和占有该项财产时持续善意为基本前提要件。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仍取得利益是侵权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