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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杭政〔2006〕1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实施。



　　　　　　　　　　　　　　　　　　　　　　　　　　　　　　　　　　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131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持常住户籍的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二、凡杭州市行政区域内持常住户籍的城乡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其户籍所在区或县（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符合本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的，均可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依法形成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员。
　　三、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区、县（市）民政部门及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辖区内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管理、服务工作。
　　各级财政、统计、审计、劳动保障、教育、卫生、工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需要，配备相应的工作力量，落实必需的工作经费。
　　四、最低生活保障以持保障地区常住户籍的城乡居民为对象并实行属地管理。杭州市区（不含萧山区、余杭区，下同）、萧山区、余杭区及各县（市）分别为一个保障地区（以下简称保障地）。凡持保障地常住户籍的城乡居民，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保障。城乡居民家庭中非保障地常住户籍的成员（下称非当地户籍人员），符合本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享受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五、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实行财政专户管理，接受审计机关监督。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财政分级负担：
　　（一）杭州市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市本级财政负担的保障资金通过年终结算转移支付给各区，由区财政实行专项管理。
　　（二）萧山区、余杭区及县（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区、县（市）和镇（乡）财政的分担比例。
　　六、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应当全部纳入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项目。
　　七、杭州市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萧山区、余杭区及县（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区、县（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拟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八、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必须符合统一、规范的要求，除城乡标准可以不同外，同一辖区内同一类型的对象不得实行多重标准。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按以下原则确定：
　　（一）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不低于当地上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40%；
　　（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0%。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应当同步进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需要调整时，依照本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和本条第二款的规定重新核定。
　　九、根据建立就业和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联动机制的要求，对申请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社区帮扶救助服务站应将名单及时提供给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及时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对非主观原因造成无法就业的人员，劳动保障部门应出具证明，作为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证明材料之一。
　　城镇居民家庭中无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可以向市或区、县（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提出进行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对鉴定为完全丧失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费用由劳动保障部门承担；对经鉴定不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费用由本人承担。市或区、县（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为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证明材料之一。
　　十、本实施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应当依法给付的赡养（抚养、扶养）费，以及参加政府推行的各类社会保障所获得的收入，但下列各项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十条第（一）至第（六）项所列的各项收入；
　　（二）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
　　（三）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四）计划生育家庭按规定享受的一次性计划生育公益金补助费；
　　（五）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六）残联机构发给的残疾人生活困难补助费；
　　（七）高温清凉补助费；
　　（八）因住房拆迁，被拆迁人按照《住房拆迁协议》规定所获得的搬家补助费或临时安置补助费；
　　（九）政府给予的社会保险费补贴。
　　十一、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按提出申请当月前连续6个月内的家庭收入总和计算家庭收入。前6个月的人均月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申请当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并按申请当月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计发保障金。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按提出申请当月前连续12个月内的家庭收入总和计算家庭收入。前12个月的人均月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并按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计发保障金。
　　十二、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除本实施办法另有规定的外，应当以户主为申请人、以家庭为申请单位，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乡）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户主在提交书面申请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随附下列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证明材料：
　　（一）户口簿及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
　　（二）家庭成员中的非户内户籍登记人口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以及现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不能迁入证明；
　　（三）房地产证或住房租赁证或住房租赁合同，其中，属承租私房居住或在其户籍地址以外的亲属或非亲属处居住的城镇居民家庭，还须提供市或区、县（市）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无自有住房和未承租公房的情况证明；
　　（四）家庭成员的工资、养老金、生活补贴等收入证明，其中，单位在职人员除须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外，还须提供本人的工资单或单位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储蓄存折；
　　（五）储蓄及其他金融性财产凭证；
　　（六）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家庭成员的收入证明；
　　（七）赡养（抚养、扶养）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
　　（八）失业人员应提供《失业证》，以及区、县（市）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推荐就业情况证明，其中已领取《就业援助证》的人员还须提供《就业援助证》；
　　（九）法定劳动年龄内无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应提供市或区、县（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证明；
　　（十）法定劳动年龄内因患严重疾病暂时失去就业能力的失业人员，应提供本市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诊断书和建议病休期间的证明；
　　（十一）因住房拆迁而人户分离的，被拆迁人应提供《住房拆迁协议》；
　　（十二）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应提供《残疾人证》，其中，无生活自理能力又无经济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员还须提供区、县（市）残联机构出具的无生活自理能力、无经济收入证明，无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员还须提供区、县（市）残联机构出具的无就业能力证明；
　　（十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和纳税凭证；
　　（十四）农业家庭应提供土地（山林、水塘）承包或租赁合同，以及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证明；
　　（十五）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组成的家庭，其中属农业户籍的配偶应提供其户籍所在地镇（乡）人民政府出具的享受村集体福利待遇的证明；
　　（十六）其他必需的有关证明。
　　申请人要求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出具收入等情况证明的，部门、单位或组织应如实提供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因户籍管理规定不能单独立户的，可以申请人作为户主，但须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不能单独立户的证明。
　　十三、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的下列人员，可以本人作为户主，单独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一）无生活自理能力、靠父母及兄弟姐妹抚养（扶养）照料的成年未婚重度残疾人员；
　　（二）靠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照料的、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人或尚在校就读的成年人；
　　（三）丧失劳动能力、与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父母共同生活的未婚、离异或丧偶的成年子女；
　　（四）城镇居民家庭中无就业能力、与离退休父母共同生活的未婚、离异或丧偶的成年残疾子女。
　　十四、为确保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老年人家庭，其已婚并共同生活的子女可以单独为户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一）城镇居民家庭中已婚子女与离退休的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
　　（二）城乡居民家庭中已婚但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与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
　　十五、在户籍所在保障地有固定住所并实际居住满一年的单位集体户籍人员家庭，可以本人或持集体户籍的配偶为户主，向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须提供家庭成员的户籍证明以及能确认家庭成员关系的有效证明。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由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给予保障并进行管理。
　　前款所规定的单位集体户籍人员，不含在校就读的学生。
　　十六、在保障地范围内因住房拆迁等原因而人户分离的城镇居民家庭，须凭现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不能迁入证明，向现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由现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给予保障并进行管理。
　　前款所规定的家庭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迁移到其他街道或镇（乡）辖区内居住的，户主应当在移居的当月报告移居前居住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并交回《困难家庭救助证》，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其移居的次月起，停发其家庭的保障金。户主不按规定报告并交回《困难家庭救助证》的，由管理审批机关取消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移居家庭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按前款规定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十七、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审验并确认其有效和完备的，方可受理申请（应填写受理申请登记表），并由申请人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十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家庭，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不予受理：
　　（一）未按规定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或提供不齐全的；
　　（二）申请当月前5年内已购买商品房（含“二手房”）、经济适用住房或已将自住房出售的（申请人能提供有效凭据证明出售住房款全部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的除外）；
　　（三）与申请家庭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有能力履行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但未依法履行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
　　（四）非因户籍不能迁移原因造成家庭或家庭成员人户分离的；
　　（五）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雇工的；
　　（六）实际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保障地辖区内的；
　　（七）城镇居民家庭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未就业成员尚未办理失业登记的；
　　（八）失业人员每月主动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少于两次（以《失业证》上的记载为准）的；
　　（九）有本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十）有本实施办法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之一的。
　　十九、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在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实际生活水平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委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在社区（村）内公布申请人家庭的基本情况，征求群众意见。申请家庭基本情况的公布期不得少于7日。
　　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
　　二十、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在收到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报送的审批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结果函告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委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在社区（村）内公布准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名单及其月补助金额、享受期限等有关内容，接受群众监督。
　　二十一、对准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区、县（市）民政部门发给统一印制的城市居民或农村居民《困难家庭救助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凭《困难家庭救助证》领取保障金。对停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收回《困难家庭救助证》。
　　二十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享受期限，城镇居民为6个月，农村居民为12个月，期满后应重新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的保障对象可免予重新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但管理审批机关须对其情况进行年度审核并做好验证记录。
　　二十三、对准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按下列不同情况分档给予补助：
　　（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的保障对象，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其中，对已入住敬老院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按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全额补助。
　　（二）对本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保障对象，如本人无经济收入，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如本人有一定经济收入，按本条第（三）项规定给予差额补助。
　　（三）对有一定收入的家庭，按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给予补助。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成员人均补差额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的，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0%发放；农村居民家庭成员人均补差额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的，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0%发放。
　　二十四、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受其委托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按月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受其委托的村民委员会按双月发放。保障金具体发放办法由各区、县（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
　　二十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已批准享受的，从查实的次月起取消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经劳动保障部门3次以上提供就业岗位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或经推荐就业后因表现不好或消极怠工在劳动合同期未满前被用工单位辞退的；
　　（二）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不勤耕种，任田地（山林、水塘）荒芜的；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生育未经处理的，或怀孕未落实补救措施的；
　　（四）有吸毒、赌博、嫖娼等违法行为经教育处理仍不改正的；
　　（五）有《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
　　（六）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七）有《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
　　（八）在申请、核查阶段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以及房地产、储蓄、有价证券等情况的。
　　二十六、对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应当按照《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浙江省民政厅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政策的通知》（浙民救〔2002〕113号）和本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计算核定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并按下列规定分别计算、核定家庭成员的收入：
　　（一）单位在职人员或离岗退养人员，按单位实际支付的工资、津贴、奖金、加班费、福利金或生活费计算；
　　（二）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人员，按实际领取的失业保险金计算；
　　（三）退休、退职人员，按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或退职金计算；
　　（四）享受各类生活困难补助或生活补贴待遇的人员，按实际领取额计算；
　　（五）从事非正规组织就业的人员，按实际领取的劳动收入计算；
　　（六）灵活就业人员，按不低于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月收入；
　　（七）个体工商户家庭，家庭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并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核定为就业人口，并按不低于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计算其就业人口的个人月收入；
　　（八）从事农业生产的，按扣除生产成本后的净收入计算（须经镇或乡人民政府“评估小组”评估核实）；
　　（九）对其他应当纳入家庭收入计算范围的各种收入，但本条未作具体计算、核定规定的，各区、县（市）民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较为准确易行的计算方法。
　　二十七、单位在职人员个人按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须有缴纳凭证），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应予扣除。
　　灵活就业人员或个体工商业者申报的个人收入不低于规定标准的，个人按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须有缴纳凭证）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应予扣除。其中，凡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超过最低缴费标准的，应按缴费人所选择的缴费基数计算个人月收入。
　　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须有缴纳凭证），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应予扣除。
　　二十八、凡城镇居民中持有《就业援助证》的人员，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就业（须签定一年或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非正规组织就业协议）并如实申报劳动收入的，自就业之月起的12个月内，其劳动收入中在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
　　前款规定对同一对象不重复适用。
　　二十九、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对有关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有异议的，可以提请所在区或县（市）的劳动监察机构进行调查。区或县（市）的劳动监察机构应当在收到调查请求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书面告知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
　　三十、法定劳动年龄内有正常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或参加生产的城乡居民，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必须参加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劳动。每月应参加公益性劳动的时间（小时），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除以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计算。
　　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公益性劳动的，须凭本市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
　　三十一、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建立公益性劳动考勤登记管理制度，对参加公益性劳动者的情况作好考勤登记，并以此作为审批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核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据之一。
　　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公益性劳动的，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报请区、县（市）民政部门取消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十二、家庭成员中的非当地户籍人员，在配偶处共同生活满5年并且其个人月收入不低于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可随配偶享受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十三、同一保障地常住户籍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组成的家庭，其中属农业户籍的未成年子女可以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属农业户籍的夫或妻必须与配偶在城镇共同生活满5年后方可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十四、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乡居民家庭中有子女考入大专院校而将户籍迁至就读院校的，在规定的本专科学业年限内，仍可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计算并享受原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十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在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核准的享受待遇有效期限内，可按规定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有关配套优惠扶助政策待遇。
　　三十六、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群众评议制度。对群众有异议或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申请人或保障对象，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按照群众评议制度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其家庭是否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情况进行公开评议。对经群众评议确认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申请家庭，其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不予受理；对经群众评议确认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保障对象，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按规定程序报请管理审批机关取消其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十七、保障对象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从查实的次月起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并向户籍所在地的区或县（市）民政部门退交此前已领取的保障金及其他救助金；未按规定退交的，其所提出的其他类别困难救助、救济申请均不予受理。
　　三十八、各区、县（市）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退出机制，建立由最低生活保障向其他类别困难救助、救济过渡的渐退通道，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规定。
　　对通过积极就业使家庭收入增加而退出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应予以鼓励，自退出最低生活保障之月起，给予继续享受不少于12个月的其他类别困难家庭救助待遇。
　　对违反本实施办法有关规定被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自被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之月起的5年内，其所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不予受理。如其家庭生活困难并符合相关条件，可按规定申请临时救济。
　　城镇居民家庭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未就业成员，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仍未就业的，自其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满次月起的3年内，所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不予受理。如其家庭生活困难并符合相关条件，可按规定申请临时救济。
　　三十九、对本实施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有关事项，《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十、本实施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杭州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四十一、本实施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1月18日市政府印发的《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杭政〔2003〕1号）同时废止。

【关 键 词】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最终价值 媒体审判与“官媒” 有偿新闻与“封口费” “专家断案”
【内容摘要】新闻媒体与司法的最终价值都是追求社会公平，但新闻讲自由，司法讲独立，二者存在冲突，“媒体审判”是不正当的媒体监督。合理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十分重要。要保证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通过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制度，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培养等措施，实现二者之间的合理构建。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总是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司法体制的强烈撞击而引起剧烈的争论。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关注和要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司法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我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事业迅猛发展，自身活力迅速增强，新闻舆论在监督社会政治生活和传播大众生活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社会公众了解司法活动的重要渠道。 同时，各级司法机关也在加大建立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工作机制，１９９８年４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具体举措，允许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推出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标志着司法公开透明度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随着一些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敞开，媒体监督也成为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一些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案件的妥善、合法处理，也都是通过参考新闻媒体的反映充分考虑了公众的意见、建议。例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许霆盗窃案最终由无期徒刑改判五年有期徒刑，就是新闻媒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媒体的推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审判机关认真地对待这个案件引发的关注和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使许霆盗窃案终于改判。这种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权力被有的学者称为“媒体监督”或者“第四种权力”，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也日益显得复杂化。
下面，笔者谈谈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关系的四个方面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媒体一词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译，具有“媒体”、“工具”之意，作为专有名词，它最早用于传播学领域，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又称“传媒”即“传播媒介”。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是宣传、引导、监督等功能。
所谓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我国，新闻自由虽未见诸于宪法性文件，但它以表达自由为根据，并且应该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体监督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
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的相互关系涉及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价值：新闻自由与公平公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媒体监督与独立司法。新闻采访讲自由，法庭审案讲秩序；新闻报道讲时效，司法诉讼讲程序；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司法官裁判重理性分析；新闻报道要对事实进行筛选，司法裁判依据事实必须全面；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等。“自由”与“独立”，这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的最大区别。而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这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公平。因此，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司法独立，平衡二者的关系是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我国宪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行使司法权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员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检察官必然的价值追求。
司法行为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但在实现共同最终价值的程序和手段上有很大区别：司法行为通过依靠公众共同遵守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新闻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行为与新闻媒体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新闻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因此，媒体与司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均不可或缺。
二、媒体监督司法的必要性
很显然，新闻媒体对司法部门的个案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和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行为,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司法需要传媒介入，才能保证公开、公正，因而，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从制度设计考虑，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权者进行权权交易，就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人民只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还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特别具有阳光的特点和功效，在任何社会，对任何权力和龌龊，都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有效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当然也能防止司法权力滥用。
其次，接受媒体监督是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的应有之义。作为司法制度和检察改革的核心内容，司法活动当然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检察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依法得到保护，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媒体报道必将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三、“媒体审判”是媒体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
所谓“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有关司法活动消息、评论司法活动是非时，对任何司法裁决前或裁决中的任何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某种特定司法裁定，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司法裁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既然媒体监督也是一种在道德和舆论层面上的“审判”行为，而新闻媒体的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媒体监督也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媒体监督变成“媒体审判”。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
“媒体审判”产生的根源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新闻传媒监督司法行为具有明显导向性。
在我国，新闻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属于“官媒”性质。“官媒”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对于某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过具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其实质是由于新闻媒体报道后得到权威的重视才实现的，是政治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一种不正当干预，媒体在政治权利、司法权力之间真正成为一种“媒介”的作用。
二是新闻传媒与司法机关具有明显的亲和性。
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鉴于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既有的共同追求目标价值，也是同时隶属于一级组织的不同部门，因此，媒体与司法是“一家人”，具有明显的亲和性。目前，一些新闻传媒热衷于为司法部门开辟专栏、专版，主动为司法部门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新闻媒体与司法部门这种“亲合性”表现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性的”职业守则，从而可能出现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都不能实现各自目标的状况，新闻媒体可能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司法机关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司法机关弄虚作假，无限拔高，助长了一些司法部门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也变相充当了司法部门的“喉舌”，新闻媒体不再自由，司法行为不再公正，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盛行，使得司法部门不得不屈从权势，而司法部门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从而使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媒体监督的均势被打破。
三是新闻媒体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具有功利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吸引公众“眼球”上会大作文章，个别法制观念淡薄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则“哗众取宠”地进行歪曲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况且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极可能会造成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新闻的“无限自由”与司法的“绝对理性”的冲突。
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它的触角可能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而由于司法人员判断案件必须绝对理性，不应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新闻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都可能对司法人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
四、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合理构建
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的关系尚处在一个较为无序的状况下，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
为此，笔者提出构建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合理构建的以下措施：
（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的承载工具，它代表的应是社会公众的观点与价值观，是相对独立的，不应成为任何其他权力的附属品。在我国，新闻媒体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新闻媒体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新闻媒体有多元体系。要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探索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办媒体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传媒等多种传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制度。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尚未健全，在法律管理体制、法律意识方面海存在许多问题，司法过程过于封闭，司法人员特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新闻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新闻传媒对司法领域的渗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机构往往还特别排斥新闻传媒的合法介入，以技术化、非法定的理由拒绝新闻传媒对司法过程具体状况的了解。
因此，应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并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扩大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层面，规定凡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而不受任何限制。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复杂判决，要向媒体提供简要的说明，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规范语言，引导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工作中，尊重有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尊重司法事实，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或者给予其他帮助，为新闻记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报道创造便利条件。
二是司法机关通过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新闻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各级司法机关的的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要尊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权益，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新闻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提供宣传报道线索。
三是修改有关档案、保密管理规定，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各级新闻媒体机构查阅，不得以任何保密借口加以拒绝。
四是建立判决理由说明制度，对于重要证据的采信、判决事项的内容均应在判决书上公开列明，并允许新闻媒体提出质疑发表意见。
五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涉及国企改革、农民工工资、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案件，司法机关应给予新闻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新闻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以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对于突发性事件，新闻发言人应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以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权。
（三）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培养。
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保证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给媒体监督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强化职业道德要求，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杜绝对司法机关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封口费”，尤其要防止媒体成为司法机关自我宣传的“扩音器”。
（四）对新闻自由权作出一定限制。
新闻自由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滥用，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此，对媒体监督这把“双刃剑”应当给其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使之在这个限度内发挥作用。具体地讲，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媒体行为，以防止新闻自由权利的滥用：
一是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
二是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媒体报道应注意给各方当事人同样的机会与条件，同样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颇。对于司法裁决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进行商讨，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的情形予以发表。
三是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四是传媒监督应尽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有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即使有些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传媒也不能非法干预公民的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