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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牵羊”何罪之有?/张昭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30 15:02:20  浏览:864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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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牵羊”何罪之有?

张昭辉


在机场安检口,经常有旅客马虎将小件的行李物品遗忘在安检现场,然后其他的旅客“顺手牵羊”就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虽然很多机场在安检现场都加装了监控设施,但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旅客以身试法。那么对这种“顺手牵羊”的行为从法律上该如何定性呢?实践中出现了“盗窃说”、“侵占说”、“不当得利说”三种观点。
“盗窃说”认为,顺手牵羊的行为体现了行为人趁人不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同时还有人认为,安检人员在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时,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因安检人员的职务行为而被安检人员管理或代为保管,此时行为人顺手牵羊,当然构成盗窃。
“侵占说”认为,旅客将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遗忘在安检现场,被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据为己有,拒不交出,符合侵占(遗忘物)罪的犯罪构成。
“不当得利说”认为,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属于遗失物,行为人取得这些遗失物并无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而受害人则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发生了利益上的损失,构成了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
要解决这些认识上的冲突,必须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澄清。
第一个问题就是安检人员是否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替旅客保管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答案是否定的。机场安检现场人来人往,虽有专门设备和人员执行专门的安检任务,但其服务对象是面向不特定多数的公众的,也不是一个密闭空间,因此安检现场是一个特定的公共场所,《民航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只规定了安全检查权的实施,安检人员的职责就是对乘机旅客的人身和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各个机场都采取了公开、当面检查的方式,即便是利用仪器检查,也避免待检物品脱离旅客控制,因此安检人员在进行安全检查时旅客的行李物品的控制、支配或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代为保管也就无从谈起。至于旅客在安检完毕后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安检人员发现后可以代为旅客保管,但这种保管行为是出于安检人员高尚的道德义务感而发生,旅客既没有委托安检人员代为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安检人员也没有法定的义务代其保管,如果发生代为保管行为也是属于无因管理。
第二个问题是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究竟是属于遗失物还是遗忘物。刑法理论上的遗忘物是指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财物放在某处,因疏忽而忘记拿走。而遗失物则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偶然将其财物失落在某处。二者的区别有二:一是遗忘物一经回忆一般都能知道财物所在位置,一般易找回,遗失物则相反;二是遗忘物一般尚未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范围,而遗失物则相反。还有人认为只有财物持有人将其所持财物有意识放在特定场所后因疏忽而忘记拿走的财物才属于遗忘物。不过有人认为遗忘物与遗失物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非出于财物所有人之本意而丧失控制的动产,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也是仅规定了遗失物,而没有遗忘物的概念,也就是说遗忘物在民事法律方面没有受保护的可能,并且仅仅依据失主记忆力的好坏来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既不合理也缺乏刑法上的意义。我认为,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了遗忘物和遗失物本质上的一致,但却刻意模糊了二者的区别。民法上虽无遗忘物的概念,但是遗失物的外延已包括了遗忘物,遗忘物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遗失物。遗忘物这一概念的成立虽然有赖于受害人的记忆能力,但是并不完全决定于受害人的记忆能力,只有有其它证据可以证实受害人回忆到曾经所持的财物在被他人拿走前确实是放在其有意识放置的地方时,这类财物才被称作遗忘物。1979年《刑法》中为了适用类推,将遗失物中某些为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放于某处,只是由于走时疏忽而忘记拿走的财物,被视为尚未完全脱离所有人或持有人控制的财物,从而有可能将非法占有他人遗忘物的行为比照盗窃罪类推为侵占遗忘物罪,因而遗忘物的概念成为刑法理论界共许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已被广为接受,1997年新《刑法》第270条第2款对遗忘物的规定正是对前期司法实践成果的强调性规定。
澄清了上述两个问题,再来看旅客“顺手牵羊”的具体过程,我们便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行为人趁人不备,将其他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行李物品据为己有,在受害人、机场工作人员和机场警方分别或共同找到行为人后,如果行为人拒不承认“拿”了他人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则符合“非法占有、拒不交出”的犯罪构成条件,构成侵占罪;如果行为人当场交出其所“拿”的东西,或其行为未被发现查获,则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在一种情形下构成盗窃: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行李物品已被安检人员或其他人代为保管后,行为人此时又“顺手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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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1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部机关各司局:
  为贯彻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水平,加快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增强资源保障能力,部组织制定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pdf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201/P020120116436982675507.pdf
  虽然针对公益诉讼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作为一种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受到“追捧”的新的诉讼模式,其伴随的问题相比于其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是瑕不掩瑜。同时,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需要通过公益诉讼制度化建设来解决,最终致力于公益诉讼制度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在所有制度设想和建设中,限制原告处分权、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尝试“示范诉讼”等机制无疑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应作为确保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而必须认真对待的三个特殊诉讼机制。

一、限制原告处分权。近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诉讼当事人是一个程序概念,用“形式当事人”去界定诉讼当事人,从而将当事人适格的判断与实体关系分离,非特定实体关系的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公益诉讼成为可能。在原告资格扩张和当事人资格扩大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公益诉讼承载的保护公共利益的核心价值最大化实现,是不能回避的一个实质问题。而在所有的解决方案中,最基础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合理限制原告的处分权。可以说,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本身就伴随着如何合理限制原告的权利,其中对原告处分权的限制首当其冲。不难看出,公益诉讼原告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仅仅是程序适格的当事人而并不是实体权利的主体,法院应当限制其实体处分权。我国公益诉讼立法也应当适当限制原告处分权,以保证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基本思路是:原告如果撤诉,要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除非已提起的公益诉讼证据不足,法院允许撤诉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行为明显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不允许撤诉;同时,原被告双方和解也应受到相应的制约。譬如,鉴于公益诉讼整体上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被告只有在对其违法行为承担了能够有效化解因侵害公共利益而带来的相关损害或负面影响后,才允许原被告双方和解。

二、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通过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而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应当思考如何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从而使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主要原因是,公益诉讼证据大都有这样的特点,即证据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相对较强,而且一般为被告所掌握,原告举证比较困难。因此,在公益诉讼中对于一部分法律要件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它既有利于弥补原告在相关知识、技术等方面举证不能的缺陷,也有利于激发原告提起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整体设想是:原告只需证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可能遭受侵害的事实即可,而对于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则由被告承担。例如,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提供环境遭受侵害的证据以及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但无法提供被告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告之所以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是因为原告客观上难以进入被告企业掌握相关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原告客观上根本不具有就因果关系举证的条件。恰恰相反,基于常识,我们也能够理解被告深知自己的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被告主观上也不想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法律不妨变通规定,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合理配置举证责任,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三、尝试“示范诉讼”。研究公益诉讼,就必须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即某个原告起诉后所形成的判决效力的张力问题。所谓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也相同的数量众多的同类案件中选出一个典型案件作为示范案件,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其他案件当事人均受该裁判约束的诉讼形式。示范诉讼又称典型诉讼、实验诉讼或实验案件,英美法系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名异而实同。在美国,示范诉讼是集体诉讼的一种替代方式,因为法院在确认集体诉讼时要评价为了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时集体诉讼比其他方式更优越,示范诉讼就是与集体诉讼做对比的几个替代方式之一。近年来,大陆法系一些国家也逐渐强化了诉讼的“群体性”功能,试探性地引入了示范诉讼模式作为其实现群体诉讼功能的稳妥方案。实际上,示范诉讼的出现正是现代诉讼机能扩张的客观要求。诉讼机能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职权范围和行动方式以及法院裁判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诉讼机能本质上意味着人们和社会“对法官行为和应当行为的期望、价值和态度”。我国公益诉讼立法与制度构建应当紧跟世界趋势,积极尝试示范诉讼,最大限度实现公益诉讼目标。基本设想是:法院应当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全面审视公益诉讼特有的社会法价值,以社会法为指引,以司法能动为要求,实施司法改革,尝试示范诉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